我国制度变迁中财政规模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pdfVIP

第8卷第3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V01．8 No．3 2006年6月 j 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un．2006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6)03—0064—07 我国制度变迁中财政规模 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新 汤玉刚 (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 要： 本文通过计划经济和经济转型时期财政规模决定机制的比较分析，发现两者的差异性主要 根源于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而两者的共同点主要根源于政治性资源配置模式变革的相对滞后性。经济分 权、财政分权等变量在到目前为止的经济转型期财政规模决定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入，个人或集团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无疑会加强微观需求与财政规模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 键 词：财政规模；经济分权；财政分权 财政规模决定，既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重要问题，它以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 内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为研究核心，同时也是一个实证意义上的重要问题，它要说明现实中的财 政规模是受哪些社会经济变量影响的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强弱次序。本文的目在于澄清研究 中国财政规模决定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模方向，并利用简单的计量经济模型来描述这一过程。 一 、 国外研究成果的简要回顾 西方经济学家对一国财政规模决定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理论的建构主要基于方 法论个人主义，也日益融人制度性因素；分析范式主要从需求角度出发，但供给方面的作用日 益突出；实证检验由主要关注于“瓦格纳定律”的验证发展到对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考察。 认为政府主要是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财政规模决定论将财政规模刻画为个人收入、公共物 品对私人物品的相对价格，以及其他可能的变量(如城市化等)的函数(Mueller，1989)。这里 的“个人”往往被假定为对公共决策起决定性作用的“中间投票人”，并以中间收入水平的选民 作为实证检验的代理指标；认为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大多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理论将财 政规模决定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民(中间投票人)理性选择的结果。Meltzer和 Richard(1981)提供了一个财政规模演变的动力机制：财政规模取决于具有决定权的中间投票 人的收入与选民平均收入的相对大小，投票权的扩大以及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改变了中 间投票人收入与选民平均收入的相对大小，从而导致了财政规模的动态演进；认为财政规模难 以受到选民约束，而是被官僚系统操纵的理论将官僚的预算最大化行为与财政规模的决定结 收稿日期：2006—02—24 作者简介：汤_=E．~(1976--)．男，山东兖州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2006年第3期 我国制度变迁中财政规模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 65 合在一起。奥尔森以及贝克尔则说明了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活动如何决定了财政规模的大小 和财政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配置。需求分析主导了财政规模决定理论的发展。但是，对 政府服务的需求必然受到财政资源供给方面的制约，即财政收入能力的制约。一个符合逻辑 的推论是：财政规模变化之所以存在波动是因为对政府的需求与政府有限的供给能力(财力) 经常性地发生背离。政府规模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增长趋势是因为需求的膨胀伴随 着财政收入能力的同步提高。 早期的经验分析集中于对各种形式的“瓦格纳定律”直接验证(Ram，1987；Bairam，1995)， 但因缺乏适当的控制变量而很难得出确定性的结论。融合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多因素分析日 益占据主导地位。例如Kau and Rubin(2002)同时考虑了城市化、工业化、妇女就业率、自我 就业率以及议员的意识形态等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变量，并利用美国1930~1993年的数据进 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收税能力的提高能够解释美国财政规模增长的很大部分。同时， 意识形态变量在模型中也很显著，但只能解释财政规模增长的一小部分。国际层面上的实证 分析还很多，但主要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