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伦理与当代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pdfVIP

· 伦 理 学 · 组织伦理与当代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 王 珏 · 97 · 人类文明发展带给我们的不全是欢笑，还有伴随灾难而来的眼泪。反思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灾难， 我们发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最深重的文明灾难的制造者不是个体，而是组织。人类社会出现的生态 危机、大规模战争杀戮的制造者，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单个个体，而是像企业、国家这一类的组 织。传统道德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个体，而忽略了具有整体行动且具有较大行为能力的组织；将组 织看作天然的伦理实体，将组织行为看作与道德无关的中立性行为。这不仅导致了现代道德哲学理论 的某种缺位，而且还产生了生活世界的悲剧。因此当代道德哲学必须将长期逃逸于道德归责和道德建 设之外的组织重新召回到自己的视野之中，通过组织伦理的建设，实现道德哲学范式的辩证转换。 一 、 问题的提出 组织行为是有计划、有秩序、有控制的集体行为，组织目标需要组织内部各部门及成员间的分工 合作加以完成。人类通过组织这个社会机制完成了许多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 —— 从修建摩天 大楼、制造原子弹到登上月球等。但组织行为并非总是给人类带来喜悦的结果，事实上，组织行为还 常常给人类带来灾难。面对组织道德缺失所引发的悲剧，我们必须追问：谁是道德责任主体?“恶的 平庸”(阿伦特，第77页)是如何产生的? 1．谁是道德责任的主体? 由于组织行为是有计划、有秩序、有控制的集体行为，因而分析组织道德行为的责任远比分析个 人道德行为的责任复杂。为更好地说明这种复杂性，这里以极具现代组织特征的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为 例，分析这一受谴责的集体组织行为中道德责任主体的指认问题。纳粹德国的大屠杀是典型的由人类 道德缺失所产生的组织行为的灾难。尽管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历史反思仍未结束：谁是 这场灾难的最重要的道德责任主体? 由于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个人 (特别是组织领袖)作为道德责任的主体，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 看，希特勒都是承担上述道德责任的第一人。但仅希特勒一人完成不了 “按计划、有秩序”地屠杀 600万犹太人生命的恶行，于是人们又把目光锁定在纳粹的一些高级官员身上。面对这些人的工作精 神与行为所造成的恶果，人们在进行道德评判时感到了困惑：一方面，他们本人可能并无直接的邪恶 动机，甚至可能有值得称颂的职业精神，是会被任何组织欢迎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又确实犯下了 滔天罪行，是 “恶魔”。对此，参加过对纳粹官员阿道夫 ·艾希曼审判过程的哲学家汉娜 ·阿伦特提 出了 “恶的平庸”这一新概念，用来指称那些行为结果极恶但无直接邪恶动机的道德行为主体。这 是因为这种恶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恶不同：其行为不是直接被一种邪恶的动机所支配，而是服从于命 令，服从于官僚组织体系中的自上而下的命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需要对服从命令所产生 · 98· 《哲学研究》2007年第4期 的最终恶果负责呢?如果需要，他们又该如何协调和处理极权主义时代 “服从与责任”的关系?为 了深入地揭示这一困境，我们以艾希曼为例来展开分析。 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工具，是纳粹德国行将崩溃前执行丧心病狂的 “彻底 解决方案”的负责人；在被屠灭的600万犹太人中，大约有200万犹太人的死与他有着极紧密的关 系。对这位罪责极大的纳粹官员的审判和定罪，曾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审判从 1961年4月l1日开 始，持续近4个月。这场审判极其复杂，因为审判的对象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自然人，而是牵涉到 “国家行为”和 “自上而下的命令的行为”(阿伦特，第57页)的一个恶性事件中的罪人。在国家机 构组织的行政杀人事件中，作为国家机器齿轮上的一个部分，作为 “自上而下的命令”这一行为链 条上的一环，对其该如何定罪?对此人们争论不休。从法庭内到法庭外，从当时到现在，这场争论仍 在持续。有关争论的许多内容集中体现在阿伦特发表的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 伦理的现代困境》 一 书中，其中涉及政治、文化、道德等多个方面。就道德哲学而言，争论主要集中在 “服从与责任” 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他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 作用罢了。艾希曼说，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若不服从，则有可能被这部机 器辗得粉碎，而服从只会使自己的良心处于昏睡状态，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更何况也没有外在 的声音唤醒他的良知。固然，这些理由并不能为他洗刷滔天罪行，但他所说的这番话也不是全然没有 道理，它说明处于纳粹国家机器控制下的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都遭遇到一种挑战：面临服从责任与人 道责任的两难境地。 哲学上的主体概念是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相对于客体而言的、具有能动性的一个概念；而道德 哲学上的主体概念则是在道德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相对于道德实体、道德世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