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构想与民族仪式的交合同构.docVIP

家国构想与民族仪式的交合同构 　　摘要：传统习惯中，研究者通常将“十七年”时期电影作品当做中国电影发展史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来看待，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再到历史遭遇总是显现出了极度相似的特质一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是这一时期一道别样的文化景观，显示出了家国构想与民族仪式的双向交合特征，文章引入“互动仪式”这一社会学用语，具体从叙述者、叙述文本与叙述接受三个角度考察研究对象的整体叙述活动，最后得出结论：“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述活动从总体上也是一场柯林斯笔下的“互动仪式”，“仪式”通过微观的互动情境和人物的个体际遇塑造了一场家国神话，借助社会情感的力量起到了维系群体内部稳定和团结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电影艺术；中国电影史；“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互动仪式；叙述活动 　　一、叙述活动与互动仪式 　　叙述是人类认知世界并从中获取经验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叙述活动的标的是意义的产生，也正是基于此，叙述活动才能和抒情活动一起成为人类感知外界的两项基本活动。不止于此，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一书中，利奥塔更是“提出‘泛叙述论’，他认为人类的知识，除了‘科技知识’，就是‘叙述知识’”。这其中当然存在利奥塔作为后现代主义学者试图解构一切意义的话语，但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出叙述活动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意义。按照卡西尔的观点，人不仅仅是“使用符号的动物”，而且是使用符号来进行叙述的动物。叙述活动可视为是一场发生在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之间动态的双向交流活动，此间需要的必要中介则是叙述文本，由此，叙述活动的整体过程便应该由“叙述者-叙述文本-叙述接受”这样三个相对独立然而相互之间又具有多种联系的元素组成，叙述活动的本质是一场经由叙述文本的中介作用完成的叙述主体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 　　“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这一词汇来自于戈夫曼的阐释，他认为所谓互动仪式就是一种以表达意义为最终目的的程序化活动。这种活动对于群体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涂尔干也曾经提出过宗教仪式具有整合的作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仪式活动，不同的仪式类型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中的人类活动通常带有高度仪式化的风格，而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解构了传统社会一部分冗杂的仪式活动 　　无论是涂尔干还是戈夫曼，他们都只是强调了社会仪式的概念以及仪式的社会功能，对于仪式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采取了规避的态度。对互动仪式作用机制真正开始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一书中，柯林斯系统探讨了互动仪式的作用机制，他认为，互动仪式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点。对于微观社会学来讲，情境结构的作用和此结构的动力学成因是社会学者要研究的重要客体群体所有的互动和互动仪式都归属于特定的某个情境当中，这当中包括主体通过组合形式而生成的际遇（encounter）关系（至少两个人），所以“互动仪式与互动仪式链理论首先是关于情境的理论”。 　　二、叙述主体：权力决策与话语干预 　　叙述主体是文本意义的建构者，是讲述活动的源头，作为文本意义的发出者，叙述者在编排叙述话语的过程之中将个人体验和生活经历注入文本的内部，借由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编排将自己内化入文本的意义进行传达。 　　叙述的主观倾向性决定了叙述者的讲述活动很难不受外界影响，书写活动既显示出封闭性又流露出一定的开放机动性，书写和讲述是自由与记忆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讲述活动受制于外界政治文化权力话语的干扰而发生偏向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可由此引发叙事活动的“不可靠”。对于“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电影来讲，权力话语的决策和干预成为解读这一文本不可忽视的重要标示性事件。新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作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必然要成为国家话语的必要组成部分。 　　因此，反映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之中便是创作者倾注在电影文本中的全部意义都演变为试图建构家国话语的努力尝试，柯林斯在论述互动仪式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了互动仪式的发生机制是社会情感力量“什么因素将社会结合在一起――团结的‘黏合剂’――以及什么动员了冲突――被动员的群体的能量――是情感”，社会情感的构成源自于个体情感在某种向心力作用下的相互叠加，对于新生中国来讲，塑造家国统一、国富民强的镜像神话便成为“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首要任务。因此，叙述者在建构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之中，首要考虑的便是通过阶级二分法来形成类型叙事之中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结构，进而阐释源自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基本主题“并在不同题材的不同主题中，形成万变不离其宗的叙事变形”。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干学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