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调解范式-电视及纠纷解决.docVIP

第四种调解范式:电视及纠纷解决摘要：传统上一般将调解分为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当今，大众传播作为立法、司法及行政权力外的第四种力量，越来越多的电视媒介以“约请当事人”节目模式介入纠纷解决，形成了新兴的第四种调解范式。这种范式虽然对于社会规范的确认，发泄疏导当事人的心理压力和冲突情绪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无法逃避源自新闻调解范式内生的负效应而招致的法律和伦理的诘难。 关键词：电视；新闻范式；调解；纠纷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18 自洛克、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已降，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大众传媒日益勃兴，渐次被称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议会中有三个等级，但是在记者席那边，还坐着比他们全体更为重要的第四等级。”卡瑞指出：“曾经在19世纪中叶就被早早宣布的报纸作为第四势力的理想，在报业大亨的努力下，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当今，西方政治社会生活中没有人怀疑大众传媒作为立法、司法及行政权力外第四种力量或称第四极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争端。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曾遗憾地说：“关于一般传播逻辑特别是大众媒介传播逻辑的理论著作没有结合正式或非正式的争端解决方法。这种缺失令人关注，因为传播工具及其表现牵涉在法律表述中，贯穿于诉讼过程，或者非正式的讨论，也涉及争端参与双方或更多方之间符号意义的确定和表达。”裁判、仲裁与调解是解决纠纷的三种主要方式。传统上一般将调解分为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以“约请当事人”模式为代表的电视节目介入民间私人纠纷调停，走进节目现场，形成调解的第四种范式。有鉴于此。对这种新兴的节目样态处理纠纷的机理、社会效应及其合理性进行分析探讨是非常必要的。 一、电视介入纠纷解决的身份嬗变：从局外人到调停者 在关于媒介功能的传统传播学经典理论中，无论是拉斯韦尔提出媒介的社会协调功能说，抑或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社会规范强制功能说以及我国的舆论监督理论，都和纠纷的解决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大众传媒作为独立、客观、公正的报道者角色为前提的；但是，目前的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表明，作为纠纷新闻的局外人身份的电视媒介正以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关照着纠纷。电视不仅成为纠纷解决的场所，而且节目主持人成为了纠纷解决的仲裁者和调解人。如南京电视台的《有请当事人》、江苏卫视的《人间》、上海电视台的《心灵花园》等。 (一)电视媒介入纠纷解决的美国模式：电视终结者 在美国，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滥觞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巨增。当庞大的、拥挤昂贵的、官僚化的行政、法律救济不太受局外人欢迎时，大众传媒正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使用，造就了电视终结者(Tvtroubleshooter即TVT)模式的魅力和成功。运用电视来解决争端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的方式。1980年的一项统计显示，美国约400个这样的组织，通过接收阅听人的信件电话，与有关当事人沟通协商，利用某个争端的公众性作为手段来推动快速和公平地解决争端。它的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倾向于个案协商解决，以曝光作为压力；二是电视秀的范式。它倾向于把争端曝光或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公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被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而形成曝光的循环。 (二)我国的模式 1　电视媒介人纠纷解决的传统模式 (1)舆论监督模式 传统的舆论监督模式以媒介作为主体，媒介是以一种主动强势姿态介入纠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称之为“公检法型”，在对法制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调查的基础上，发表意见。其特点是：一是非演播室性。这类节目常采取偷拍偷录的方式，而不是采用在直播间现场演播的形式；二是公共性。所关注的一般都是重大的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如灾难事故，政府的违规违法行为等，对于属于个人私生活的内容涉及较少；三是非自愿性。新闻当事人对于新闻节目的参与通常是不自愿的，尤其被监督的一方更是如此。 另一类可以称之为“律师型”。这类节目主持人的身份类似当事人的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为当事人辩护，呐喊呼吁。 当然，这两种节目形态往往会有所交叉。传统的舆论监督模式下电视节目以“焦点访谈”为代表，这类节目着眼于公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的直接目的在于以舆论的力量矫正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偏差。 传统舆论监督模式下以电视媒介对社会纠纷的介入和解决可以简约感知为下列两种形式：其一是，报道纠纷事件→髟成舆论→良心感知→道德压力→规范认同→当事人自行和解；其二是，报道纠纷事件→形成舆论→领导关注→督办交办→社会正式控制机构裁决或主持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