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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司法信任养成
论我国司法信任养成(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庆404020)?
摘要:司法信任是人们基于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公正、高效处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则的指引积极利用和参与司法,并对法官、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及司法制度表示充分的认同与遵从。司法信任的有无与多寡将决定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建设的兴衰成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对原有信任环境及信任基础的破坏、司法亲和力的下降、职业法官专家系统尚未建立、对司法有限性的认识不足、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度不够,是我国司法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要增进我国的司法信任,最终建立高度的司法信任,必须坚持增进司法信任与促进公正、高效、权威相统一,推动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延伸,促进交往信任向普遍信任拓展,激励依存性信任向主体性信任转化。
关键词:司法信任;司法公正;司法高效;司法权威
中图分类号:DF8
文献标识码:A
在无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法治有幸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主题。随着“法律与信仰”命题的传播,众人津津乐道于法律信仰的热情不禁让人对法治的来临充满兴奋与期待。但我国向无全民性的宗教传统,亦无神法与人法的二元区分,实难如同西方社会经由上帝的启示建立起对世俗法律的信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驱使人们在守法与避法的交织中力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又极大削弱了尊崇法律的道德基础。且不论法律信仰的立论能否成立,至少就目前可以展望的时空而言,它对于我们未免显得过于奢侈。同理,要建立司法信仰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法治的浪漫主义有助于唤起人们对法治的热情,但推进法治必须选择现实可行的路径。信仰源于超验精神,可谓绝对而无条件,难以言说和证明;信任借助习俗、传统和文化而养成,从根本上属于经验的产物。因此,通过制度构建逐步增进人们对司法的信任,进而建立起高度的司法信任,藉此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既可能也理当如此。
一、司法信任的概念辨析
信任,就是“相信而敢于托付”[1]。对任何一个具有基本文化和社会阅历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词汇。不过,信任作为一种个体的心理活动和普遍的社会现象,早已进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司法信任是社会信任的一个子系统,同样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目前已有学者研究司法的公信力问题,它关注的是司法信任关系中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影响力,只涉及司法信任理论的一个方面。由于对司法信任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这一提法尚未得到普遍接受,人们对其理论意义也未予以应有重视。
与一般语义学的解释不同,特定信任的内涵受制于特定的信任关系。比如,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应是相信对方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且会诚实履行合同义务的心理预期,进而愿意与之订立合同并自觉履行合同。借用信任的一般概念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司法信任定义为:人们基于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公正、高效处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则的指引积极利用和参与司法,并对法官、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及司法制度表示充分的认同与遵从。笔者拟进一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分类,以深化为对司法信任的理解。
其一,从司法信任的主体上,可以分为交往信任与普遍信任。一般而言,信任可以看作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理性化的交往态度,是基于对自己安全考虑和行为结果的预期而形成的一种价值心理[2]。即信任往往建立在既有交往的经验之上,若跟对方的交往行为产生了合意的结果,必将有助于建立起对对方的信任。司法信任中的交往信任存在于已经或正在同法院发生关系的群体之中,最基本的包括案件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及代理人。笔者将基于同法院的交往经验建立起来的信任界定为司法的交往信任。与此相对,一般民众基于理性认识、他人影响和社会传统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则为普遍信任。很显然,司法制度的良好运行不仅需要交往信任,还需要范围更广的普遍信任。
其二,从司法信任的客体上,可以分为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将信任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和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3]按此理解,信任包括“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物的信任”,这是他对信任所作的“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的二分法。前者指个人之间建立在熟悉基础上以及品行等个人特质上的信任,后者指对于抽象系统(各种制度体系、象征标志、专家系统)的信任。他认为现代化进程中人格信任将会逐步被系统信任所取代,这与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关于“所有进步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著名论断所揭示的是社会变迁的同一过程。随着司法的日益制度化、精细化和职业化,司法制度的设计已经远远超过一般民众常识所及的认知范围,人们面对和交往的是一支庞大而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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