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判”：“判决”抑或“判而不决”——以广东新会赵莫两姓田坦案为例(1).pdfVIP

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判”： “判决”抑或“判而不决’’ ——以广东新会赵莫两姓田坦案为例 李启成+ 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利用同一案件的多 份司法资料对于法律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指出这种立足于个案之上 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并论证其代表性才具有说服力。本文通过对发 生在道成同时期的广东新会赵莫两姓田坦案所进行的考察，在阐述 其代表性为前提的条件下，重点论证了清代州县官的判决在实际上 使得成文法所规定的“禁止翻控和上控”和“一告一诉”在很大 程度上成为具文，在性质上是“判而不决”。考虑到司法判决的主 要功能是“定分止争”，解决这个矛盾的条件则取决于司法官个人 素质而非制度性的设置，这也是传统中国高度关注对州县官的选拔 和任免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判决；判而不决；新会田坦案；聂亦峰；翻控；上 控；一告一诉 一 引 论 利用司法档案资料来研究法律的实际运作，和传统以成文法规或思想家 +2005年7月起，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流动站从事近代法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讲 师。 l72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文集为中心进行法律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考察相比，无疑是研究方法的突破。 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即研究的重点有所转移，不再 是法律的“应然”，而是法律的“实然”以及对二者关系的不同表现所进行 的解释上面。在诸多种类的司法档案资料里，学界最重视，同时也可能是最 有价值的当属司法判决资料，但运用之际需要小心谨慎。张伟仁先生即指 出，“用审判记录研究法制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一定要有很大数量才能 挑选出确实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否则便不免有偏颇之虞。这一点，尤其在研 究实体法的情形为然，凭少数的案例来说明某种实体法的涵义和适用是相当 不足的。不过，如果用同样数量的案例来研究程序法，其结果或许会比较好 一点，因为每个案例应该都适用过同一程序法的全部或一部分，假如它们每 个在这方面都有详细的叙述，只要见到几十个，至多数百个，便应该可以看 清楚这些程序法的某些部分或全部。”①张先生的告诫无疑是正确的、也是 重要的；但更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张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审判记录”，主 要指的是类似于判决书的“判词”和类似于裁决和决定的“批词”，其种类 相对单一，因此需要一定的“量”的要求才能说明问题。学术研究亦如看 山，“横看成岭侧成峰”。用种类相对单一的“判语”或“批词”来研究法 律史，是一种“横看”，看到的风景如此。如果用与一个案件相关的所有或 绝大多数司法文书，如背景资料、批词、证人证言、初审记录、复审记录、 最终判决等材料来解读法律史问题，又何尝不是“侧看”、“竖观”?是可能 看到新风景的。不管是“横看”也好，“竖观”也罢，看到的都只是一个侧 面的“相”，而非“真相”。只有在综合这些不同侧面的诸“相”基础上， 才有望接近“真相”。而“相”与“相”之间在通往“真相”的路上并无 高下之可言。 近年来，法律史学界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用较大数量的判决资料来研究 法律史问题，并有一批成果问世。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类成果的量 和质都会继续提升。而利用个案，尤其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个案来进行法律史 研究尚不多见。徐忠明的《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 的法庭记录》②一文是这方面的少量论文之一。虽然论述比较精彩，笔者从 中也受到不少启发，但比较遗憾，他没能充分论证这个案件的代表性，使得 ①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六 1983，第63页。 ②该文见《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第3～25页。 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判”：“判决”抑或“判而不决” 173 其论证和结论有所局限。鉴于此，本文试以清代广东新会的一件由田土纠纷 演化成的命案为例来分析地方司法中“判”的性质问题，以就教于学界高 明。 二案件原委和围绕“代表性”的论证 明清时代的广东沿海有句俗语“沙田之利甲天下”。所谓“沙田”，指 的是那些沿江濒海，因水浪冲击而淤积的土地。之所以“利甲天下”，一是 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整个广东多山，惟有沙田地势平 坦，土地集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