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著”、“别裁”兼用始于《直斋书录解题》.docVIP

“互著”、“别裁”兼用始于《直斋书录解题》 　　[摘要]“互著”与“别裁”是我国古典文献著录中的两种辅助著录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长期以来，关于互著、别裁到底起源于何时的争论，一直没有止息。通过对《直斋书录解题》中采用的“互著”与“别裁”实例的举证，证明“互著”与“别裁”起源于南宋末年陈振孙编著的《直斋书录解题》，而不是前人认为的元马端临撰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或明高儒编制的《百川书志》。同时，《直斋书录解题》也是我国古代书目中最早同时采用“互著”与“别裁”方法的书目。 　　[关键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互著别裁 　　[分类号]G257 　　 　　1　问题的提出 　　 　　“互著”与“别裁”是我国古典文献著录中的两种辅助著录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而长期以来，关于互著、别裁到底起源于何时的争论，一直没有止息。 　　最早明确提出“互著”、“别裁”概念，并引起学人关注的是清乾隆时期的章学诚。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一“互著第三”中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竞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可见“互著”又作“互注”、“互见”，是指遇有“理有互通，书有两用”之书时，不避重复地将其著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类目中，并以子注“见某类”等字样标明其互见之处。其主要目的是便于考镜源流，即“穷源至委，竞其流别”，使百家九流之学“绳贯珠联，无少缺逸”，以便于文献的检索，即“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在“别裁第四”中，章学诚又说：“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但是，仅仅将上述两种特征的篇章著录下来，并不一定就是“别裁”，章学诚在分析了《隋志》从《大戴礼记》中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经籍考》从《大戴礼记》中别出《夏小正》以人时令后说：“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尔，非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即认为《隋志》从《大戴礼记》中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经籍考》从《大戴礼记》中别出《夏小正》以人时令，虽然都是兼收并录，但因《小尔雅》和《夏小正》是早已别出的行世之本，故还不能算作别裁。对于那些符合别裁条件的篇章，必须在本篇之下标明子注，以“申明篇第之所自”，使读者知道这是为“学问流别”而裁篇别出的。可见“别裁”是在综合考虑之后，对于一书中“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和“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临时裁其篇章著录在相应的部类中，不包括原本已经“别出行世”的单行本，而且，别裁出的篇第之下应该用子注标明篇第之所出。其目的亦是重其家学，考其源流，使一家一学的文献在有关的类目中都能得到完整的体现，同时也便于人们在相应的类目中检索到需要的文献。 　　可见，“互著”与“别裁”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其目的一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既可明辨著述之源流，又可方便文献的检阅，其价值不言而喻。 　　虽然“互著”、“别裁”的概念是由章学诚提出的，但章氏之前这两种文献的著录方法已在使用。关于“互著”和“别裁”方法的发明和采用时间，学界迄今尚无定论。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七略》已经发明了这两种方法，但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对此已加否定，杨新勋也否定《七略》中有“互著”，但认为“《七略》一书有不成熟、不完善的‘别裁”’，即认为这种“别裁”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别裁”，只能算是“别裁”的萌芽。王重民在《校雠通义通解?序言》中说：“据我现在所知，我国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互著法是十四世纪初期马端临撰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王应麟的《玉海?艺文》已经使用了互著，但他是类书的类目或编题的互著，而不是图书的互著)”，“但只有一两处，迹象并不是十分明白的”。“第一次互著与别裁兼用的是1620年祁承燧编成的《澹生堂书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