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像费端详（上）.docVIP

南朝佛像费端详（上） 　　 “南朝四百八十寺，尽在楼台烟雨中”诗人杜牧的名句道出了当年建康佛教隆盛的情景。南朝的皇帝多妄佛，梁武帝即曾四次舍身同泰寺，然后用钱赌身。如此之多的寺塔，佛造像的数量自应不在少数。但不知何故，南朝的佛教遗迹却不及北朝多，单尊的铜、石造像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南京栖霞山石窟虽至今尚存，但后世破坏和改动过甚，难窥当年的原貌。 　　 　　浙江新昌大佛寺内的大阿弥陀佛坐像，结跏趺坐，双手作禅定印，身着双领下垂的大衣，是典型的明代服饰和佛像特征。按当年梁朝僧人僧?v规化的弥勒大像，应是倚坐像，与今日禅定坐像全然不同，可知是经明代曾大规模的改动过。 　　能看到南朝佛像真实面目的是五十年代初成都万佛寺和近年成都商业街出土的几批石造像，在研究南朝佛像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除上述这些石窟和出土物之外，南朝可靠的金铜佛像实在太少，与北朝至今遗留的金铜佛数量远不能相提并论，要看清金属佛像的真面目，依然如雾里看花。因此之故，早在清末时，南朝款的佛像就受到金石学家的推崇，伪造或添款的南朝单尊像也应运而生了。 　　南朝款的铜、石佛像笔者也格外留意，除去成都的出土石像外，迄今为止能够确认无疑为真品的也不过数尊金铜和石雕小像而已，其余的所谓南朝单尊的佛像都不敢认同，可说几乎件件是伪品，南朝佛像大致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南朝真品佛像 　　 　　南朝的单尊金铜像目前笔者只能认同美国堪萨斯州的纳尔逊美术馆藏佛坐像，仅高7-8厘米，形制规整，背后刻款： 　　 　　 　　大通二年戊申二月朔五日清信女…… 　　 　　数字，字体规整，是硕果仅存的南朝金属佛像。（图1） 　　又有同好提供的一件铜佛立像照片，高约8－9厘米，刻款为“宋升明二年四月八日佛弟子...金敬造弥勒像一躯……”。宋升明二年（478年）恰当北魏太和二年，此像为磨光肉髻，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北魏的褒衣博带式大衣佛像，据目前在云冈石窟11窟外壁发现的最早的题记是太和十三年（489），早于此种服饰的佛像在云冈石窟和北魏境内尚无确证，故这尊小铜佛在学术上亦颇有参考作用。此尊小铜像的造型古拙，刻款刀痕深刻有力，字体尚未脱尽隶意，属真品无疑。惜不知出处，据云为国内私人收藏。（图2） 　　 　　真品佛像加刻南朝伪款 　　 　　真品加刻伪款之例可说俯拾皆是，近百年来由于金石学家的推崇和外国考古学家的注意，古董商趁机画蛇添足，把许多无款的北朝和隋唐的小金铜佛率意添刻南朝伪款，有的至今为学人不察，忝列博物馆之中。 　　此类伪款佛像，在端方《陶斋吉金录》、刘体智（1879-1962）《善斋吉金》等金石书上都有著录。如《善斋吉金录》分为乐器、礼器、古兵、度量衡、古泉、铜镜等十类，内中“梵像录”收历代金铜佛像百余尊，开首数尊所谓南朝的佛像都是真品而后刻款的。 　　例如所谓《齐建元元年佛弟子造佛像》、《齐公孙和造像》、《梁尹吉造像》、《陈王可造像》等数尊小金铜像，形制上一望可知是典型的唐代小型鎏金佛像，却都被随意加刻上南朝伪款。（图3）还有所谓的《梁韩禾造像》是典型的北魏时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也被镌刻南朝伪款。此种情形在《梵像录》中触目皆是，不一而足。（图4） 　　 　　这类后刻款佛像至今仍未被认真甄别，如首都博物馆展出中的鎏金小观音立像，四足、镂空光背，是开门见山的唐代小观音立像，刻款竟然是宋元嘉元年（425年）， 若以刻款年代推溯，则起码较实物超前了250年之多。（图5 ） 　　典型的真品佛像而加刻伪款之例的是现为台湾收藏的所谓梁太清二年（548年）金铜佛立像，主尊的磨光肉髻和褒衣博带式大衣以及那覆钵状的莲花座，确是真品，应是东魏时代山东风格的佛像。但光背后的刻款字迹浮浅，软弱无力，字体拙劣，全然没有北朝时人以刀作笔，游刃有余、入木三分的气势。发愿文字句斑驳不能通读，仅可辩太清二年数字，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藏拙。再看正面，佛像鎏金自然，形体圆润，但光背的背面却突然出现生硬剥落痕迹，与正面的自然磨蚀状态全然不一致，显然是人为用硬器所致。如此分析，则此像应该是在东魏时代的佛像上后刻的伪款 。（图6 ） 　　以上这些真品伪款的所谓南朝佛像，在清末已有金石学家予以揭露，如潍坊的著名青铜器收藏家和鉴定家陈介祺（1813－1884）在致潘祖荫书中即云： 　　 　　 　　造像则李宝台所伪居多，即字内有金，亦未可信，以六朝石推之可也。 　　 　　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在《语石》书中也记有 ： 　　 　　道光中，陕人李宝台取旧铜像无字者，蠡其背以炫售，好古者争购之。 　　 　　两位金石大家所提到的李宝台，是清末陕西人，定居北京，人称小钱李，善伪造古钱，得到古钱稀品，即翻模，铸新钱作旧，高价炫人。曾手拓古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