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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与影中舞蹈 　　摘要　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话题，他们大都以辩证的方法讨论文学与影视的异同，以及二者的相互影响。本文跳出了对关系研究的模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突出文学的主角地位，将影视视为文学重生的另一块阵地，以此来分析在影视图像时代文学悄然发生发展的另一趋势。因此对文学在影视中的存在与异化，本文试分别以影视作品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和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在屏幕上的形象异化两方面来探讨分析。 　　关键词　改编，形象，存在，异化 　　 　　一、从作品改编看文学在影视中的存在 　　 　　文学(主要是小说)和电影可以说都是叙事艺术的典型。文学就是以语言为物质媒介，以文字为基本载体，反映和表达人们审美感知的语言艺术。电影是以影像为基本叙事单位，通过声画的不同组合来表达主题，阐发思想的。较之干文学的叙事载体的单纯，“电影在表面上要丰富许多，比如它可以借助景别，景深、时空转换、镜头组接，切换、音乐、灯光以及各种蒙太奇手法和以感觉形式呈现的节奏、韵律、影调、色彩等手段组成不同的叙事结构，并且随着高科技的加盟，电影在叙事手法上更加变幻莫测。”两种艺术形式最本质的相似性在于叙事，从美学形态上的相似性来看，电影和文学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它们都是借助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正是二者存在着这种共同性才可能通过“改编”这一桥梁获得一个共通性。 　　改编也是创作，但它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创作，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再创作。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又不同于电影对于原先存在的另一部电影的改编(翻拍)，后者相对来说其创造性更多在于技术上的选择与处理，其内容上的创新相对来说偏弱。而前者需要导演、编剧、演员及整个团队的集体智慧创造，这创造首先会基于对原著的理解、接受、认识上。同一部小说或戏剧，在不同的编者的笔下，可以成为风格迥异，甚至连内容都有很大差别的电影作品。正是由于文学和电影都是要求具有丰满情节的叙事艺术，这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但文学和电影在叙事手法上的截然不同，注定了从一部为文学名著到改编成一部经典影片是一条貌似有章可循实际上却是“改编共性”与“编导个性”互动相生的艺术创造过程。 　　中外许多影评理论家曾经就文学改编谈到自己的心得与见解，美国电影理论家杰佛里?瓦格纳在他的论文《改编的三种方式》中曾经提出影视改编的三种方法，即移植法、近似法和注释法。移植法是几乎不改变小说原著的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顺序，编导者几乎完全忠实于原著的人、情、事的发展流程，这种方法被他戏称为“把古典小说简化成古典连环画册”，近似法是把原著作为一个宏观的故事框架，而在改编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导演的创意，而使改编后电影的风貌与原著的真实性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是对于原著的艺术再现，例如布努艾尔的《白昼美人》，罗贝尔?布莱松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白夜》的改编，注释法是电影编导者比较钟爱的一种改编方式，它不像第一种方式那样呆板拘谨，也不像第二种方式那样天马行空，而是运用编导者的个人化风格和文学素养，对于原著中的情节和人物重新进行“电影式”的取舍再现，这包括叙事线索的重排，叙事人物的增删，叙事情节冲突的转换与重构等。在我国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是成功运用此法的导演之一，对于张艺谋而言。所有的小说只是他电影创作起步的基石，小说于他只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框架，作品的真正灵魂是导演所赋予的。所以面对每一部小说，张艺谋几乎都做到了“不忠实”于原著，这不但包括不照搬原著的人物构成和人物发展命运、故事情节和叙事线索，而且更多地体现为不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和灵魂。因此他的改编制作总是体现着一个导演个人化的艺术风格，他的“伤筋动骨”的改编使人很少想到被他所用的原著，人们更多地觉得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意义的艺术作品。张艺谋对莫言小说《红高粱》的改编便是成功运用注释法改编文学作品的案例。1987年张艺谋借用这部小说的故事框架重新构成了一部影片，将原著的故事精神改而化之，原著本来是以抗日为基本主线，“爷爷和奶奶”之间的爱情故事为辅线，在改编时，张艺谋中意于小说中所表现的那种生命的骚动不安，热烈狂放，而提炼出另一个电影故事主题，将故事的讲述偏移到对于爷爷奶奶在爱情过程中表现出的生命力的张扬上，因此一部以表现战争和民族精神为重点的小说在张艺谋的镜头下变成了“一支生命的赞歌”。 　　当然，也并非说电影的制造都得靠对文学文本的改编得来，早期无声电影《摩登时代》便是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产生的经典影片，直到现在还深为观众们所喜爱。但电影作为一类叙事造型艺术它本身就已经在运用文学的表达思维与技巧了。即使没有剧本我们也仍然可以在电影中见到文学的影子。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