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史上“蒋、梅易势”.docVIP

大学史上“蒋、梅易势” 　　在中国20世纪大学史上,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可谓备得“身后荣耀”,一句“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几乎使他与蔡元培先生比肩而立。而实际执掌北京大学20年之久、且在西南联大时期与梅校长共度时艰的蒋梦麟,相形之下就显得逊色。他最终不无尴尬和酸楚地被迫离别北大,乃至脱离教育界。 　　无疑,蒋梦麟属于有本领的大学领导者。他在蔡元培任职北大后期,以总务长身份代行校长职权,面对国立高校严重欠薪、各类学潮此伏彼起的重重危机,竟能坚守3年之久,维持北大大体上运转如常,显示出不凡的韧性和能力。从孙中山、蔡元培到蒋介石,均对蒋梦麟的才干大为赞赏。1928年,蒋梦麟接替提出辞职的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部长,同时兼任第四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校长职务,其任内推出《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意在整顿和规范经历长期动荡的国内高等学府。有了这番主持全国学政的历练后,蒋梦麟成功地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达成协议,取得该会每年向北大提供20万元的资助,才于1930年重返北大,实施“振兴北大”的设想。 　　如此“强势”的校长,对当时千疮百孔、名不副实的北大施用猛药,看来是势所必然了。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之际提出“教授治学,校长治校”。“校长治校”的提出,显然有着特定的背景和实际需求。它与教授治学本无太多相悖之处,可是,倘从蔡元培先生开启的“教授治校”理念的高度加以审视,梦麟先生的“英雄色彩”就稍浓了些。胡适转述的蒋校长那句“聘请新人,你们去做;辞退旧人,由我来做”的大言,就非平庸卸责之辈所能道出。1934年前后,北大内部曾有将国文系并入史学系之议。国文系资深教授林损(公铎)及许之衡等被解聘(不续聘),招致林公铎等人极度不满而撰文泄愤,也引发国文系一些学生拒绝合并而进行校内请愿活动。如此大动作的“整肃”,触动了北大校内散漫松垮的风习,也使一些敏感的人开始慨叹自由空间的“缩水”。 　　改革后的北大文学院,胡适可谓身兼多职,既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又兼任外文系主任,有段时间还兼领教育系主任。他引进傅斯年、徐志摩等人,陈受颐、受康兄弟亦在受重用之列。此时的北大文科似乎有了一些胡适等新学者“一统天下”的味道。当年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胡适认为 “错了”,应当摈斥旧学者,扶持新生力量,北大才有希望。而蒋梦麟校长是胡适的有力支持者。即使在蔡元培校长当政时,胡适力求影响校政的言行就已十分明显,而今更是无所阻挡。从积极方面观察,输入新鲜力量,使北大文科面貌一新,有利于长期发展提高。但另一方面,校内那种“兼容并包”的宽厚雍容气氛也日渐稀薄。与胡适曾有交往而后来不甚相得的钱穆,晚年撰述自传性质的《师友杂忆》时,从一个侧面对北大校内空气作过描述。在他看来,胡适等主流派已经构成北大文科的主体,与他们不合流的学术观点往往遭排斥和冷遇,像蒙文通那样的学者亦遭解聘命运。总之,在外界看来,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校园与蔡元培时代相比,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蒋梦麟作为北大校长,多少也有些“生不逢时”:接手北大不满一年,东北沦陷,故都北平竟在长城抗战中突出暴露在战线前沿,成为“危险地带”,办学的和平环境不复存在。一些资料显示,他参与了黄郛与日方谈判“塘沽协定”的外交活动,该协定保住北方此后四年之久的平静生活。蒋梦麟此举曾得到曹聚仁等新闻界人士高度赞誉,被评价为有担当有气节的大学校长。可见战前一段时间,蒋校长必须以应付时局干扰来维持办学局面,这既需要胆量也需要谋略,其艰难与担待不难想象。在抗战爆发后成立由北方三校合组的联合大学问题上,蒋梦麟基本上全盘接受了由胡适、王世杰、傅斯年等人议定的成案。在三校合作的西南联大中,蒋低调行事,维护大局,隐忍为上。可是他的“我不管即是管”的态度,使北大一方的教员乃至学生对他不满失望的暗流生长起来,而他在寻求个人出路时的处事不当,终于导致1945年6月的“倒蒋迎胡(胡适)”风波,令他不得不黯然离别北大。看来,教授们的选择,决定了校长的命运。 　　蒋梦麟无法专心致志于北大振兴,又不愿长期投闲置散,寻求仕途出路时多少有些“饥不择食”,连内阁秘书长那样的“幕僚”角色也“屈尊”承担。校长一旦放下学校不管,另谋“高就”,必然导致众叛亲离。蒋梦麟本是极聪明之人,可是他在北大的结局却不漂亮,显然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此后绝少提及此事。 　　梅贻琦先生本是一位平淡无奇的人物,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身上“官气”色彩淡薄,而温文尔雅学者风度外显,行事低调,待人谦和,像是一个被偶然放到校长位置上去的优秀教师。梅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来自教师而安于教育,并无觊觎高官权位的心思。对此,清华的教授们看得分明,始终视他为圈内之人,少有隔膜和距离感。梅氏作为“资深教师”,确实在教育方面动脑筋,他的关于大学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