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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辩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摘 要: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而是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个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它们虽对立却统一,因为它们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本,都体现着语言的基本功能,并且一直在变化发展着。 　　关键词: 辩证 可译性 不可译性 　　 　　一、引言 　　虽然关于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这个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洪堡(Wilhelm eon Humboldt,1767-1835)就已经有所讨论,但在当时在西方翻译史上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但在二十世纪却引起很大反响。洪堡的言论貌似自相矛盾,其实是反映了他从语言的本质特性出发,对翻译所持的一种辩证立场。而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中,虽然二十世纪初迎来了中国第一个翻译文学的高潮,但是中国早期文学翻译中有太多的意译、太多的再创造成分,对文学翻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站在文学研究者的立场。从“五四”以后,这种研究才开始呈现出译学研究本身的特点,才注意到对文学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上,因为起步晚,加之国内翻译研究更多地关注具体的翻译实践的译本,所以对于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少而又少。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翻译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相互传译的活动,用某种语言表达的一种思想、一段话、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能否用另一种语言翻译过来?坚持可译论者认为各民族的语言存在广泛的共性,人类有共同的思维逻辑能力和认知表达能力,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交流和翻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客观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实。坚持不可译论者认为,每种文化及其语言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着自己的不能被替代的个性,每个民族的语言沉积着该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特点和思维习惯,有着许多独具特征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因此原文语言中有许多含有独特感染力的词语很难传译到译语中,尤其是通过语音和形式表达的思想感情及作品的独特风格往往难以传译。其实,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本,都体现着语言的基本功能,它们是可以变化发展的?? 　　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共存于文本 　　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可译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用某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是否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完全确切地再现出来。这个问题包括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两个方面。所谓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指的乃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1]。也就是说,在传译过程中,原文文本的意义和特点有多少被遗漏,有多少被再现于译文。遗漏的多再现的少,不可译性就大,可译性就小。遗漏的少再现的多,不可译性就小,而可译性就大。“绝大多数语篇在总体上可译的,但同时又总是存在着局部的不可译性”[2]。卡特福德(J.C.Catford)说:“翻译决不是、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是源语文本全部被译语文本中的等值成分所替换。”这就是说,可译度的问题不是一个清楚明了的“两分仪”(dichotomy),而是一个刻度变量(cline),在“绝对可译”和“绝对不可译”之间变动。任何文本都是能够传译的,但绝对完全的传译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文文本是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奈达说:“信息流失任何交流过程中必然会有的,翻译中绝对的对等是永远不可能的。人们完全承认,绝对的交流(absolute communication)是极不可能的。”可译性使原文文本有传译的可能,不可译性使原文文本有传译的必要。“不可译的东西才真正值得一译”[3]。翻译的目的就是要把一种语言形式改易为另一种语言形式,促进了解,传递思想。如果语言之间没有差异,没有不可译的地方,翻译活动就不必存在了。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翻译工作者不但要用另一种语言把原文中的基本信息表达出来,而且要结合自身对译入语的掌握程度,进行创造性劳动。由于不同的翻译工作者对译入语的不同的掌握程度,因而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本。解构主义对文本终极意义的否定,实际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肯定了不同译本的存在。事实上,就文本的终极意义而言,肯定与否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即使肯定终极意义,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存在与不存在就是一回事。解构主义翻译观把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往前推了一步。翻译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化过程,而是一个文化政治行为,服从译入语文化语境。 　　三、辩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矛盾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之一。矛盾观点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第二,任何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