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门外企在华隐形之坎.docVIP

三重门外企在华隐形之坎 　　 　　“洋快餐”的“用工门”余震犹存，而从跨国企业在中国所遭遇的一系列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背后凸现的，是跨国企业在中国所面临的三道隐形的坎。 　　 　　闹得沸沸扬扬的麦当劳、肯德基违法用工事件，终于以麦当劳与肯德基主动承认错误，愿意建立工会而结束。但“洋快餐”的“用工门”余震犹存，喜士多、必胜客也在被各自员工投诉。 　　从沃尔玛拒建工会事件、富士康“虐工门”、宝洁SK-II危机事件，再到此次麦当劳、肯德基的“用工门”事件，跨国企业在中国所遭遇的一系列危机事件，背后凸现了跨国企业在中国所面临的三道隐形的坎。 　　 　　第一道坎：企业“原则”VS中国政治语境 　　在此次麦当劳与肯德基事件中，产生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兼职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受劳动法的约束。两大洋快餐巨头在中国的运作一向有着雇佣兼职员工的习惯，而兼职员工的报酬一向与正式员工属于不同的体系，不享受正式员工拥有的许多福利。在肯德基等企业的管理体制中，兼职员工完全属于编外体制，其与企业约定的报酬完全是自愿形式，与政府的用工条例并无必然的冲突。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出发，跨国企业在中国如何用工当然有一定的规范约束，但在现行规范之下，难免也存在许多体制上难以覆盖的空白之处―例如如何判定员工的工作环境优劣、兼职员工的待遇多少才算合理等，所以企业的运作机制与政府的政策法规之间存在一个弹性的空白地带，而这个充满可变性的地带就是危机的源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解读，完全可以使事件变质、变性，从而使得事件脱离企业范畴，演变成一场具有社会情绪的危机事件，而这正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必须跨越的第一道坎：如何在企业管理体制与中国政治语境下取得平衡。 　　在沃尔玛工会事件中，矛盾冲突最严重之处是沃尔玛执意坚持企业原则，不肯按照政府意志在企业中建立工会。因为在沃尔玛看来，工会是劳方通过集体力量与资方进行博弈的组织行为，在目前西方的政治法律环境下，以沃尔玛等大公司为代表的资方在劳资博弈中往往是利益受损者，因此他们对工会有着天然的抗拒。???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工会是保护劳工利益的有效方式之一。特别是随着最近几年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严重威胁了社会稳定，因此工会组织被认为是缓冲劳资纠纷的平台。由于工会可以准政府的名义处理类似事件，从而避免引发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工会并不具备其在西方社会那样强大的势力，其实际的意义与作用也没有在西方社会中如此突出与重要，但工会的建立无论对政府、对员工而言，其起到的平衡机制与心理补偿作用，远远超过了其存在的实际意义。而沃尔玛最终接受建立工会的要求，其实是对中国深层次政治语境的解读与把握，并在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成功跨越了第一道隐形的坎。 　　学会从政府的角度去看待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深层次把握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民众心理，以更弹性的企业管理体制适应中国政治体制，这是许多跨国企业得以跨越隐形之坎的关键之一。 　　 　　第二道坎：企业利益VS媒体引导下的政府意志 　　以一定的投入去创造尽可能大的产出，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这是经典管理学对“企业”一词的明确定义。企业的存在就是趋利的，其职责之一就是以尽可能的低成本创造尽可能大的产出，这正是企业成本管理的要义。在这种理念之下，如何通过压缩成本去提升利润率就是诸多企业思考的重点。 　　而作为企业监管者的政府，对于企业的内部管理更多是一种指导性的意见而非强制性命令，企业社会责任(A8000)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并不具有太高的约束力及关注度。肯德基违规用工事件与富士康工作条件危机爆发，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事件本身的严重性或违法性，而是跨国企业这种追求企业利益的方式在媒体的报道与民众关注下，无形中被放大，在融入一定社会情绪之后，上升至政治的高度，使事件超过政府所能包容的底线。 　　从政府意志出发，社会利益、员工利益以及企业利益都是必须要被维护的对象，而核心就在如何平衡此三者关系。政府决不会纯粹要求企业牺牲自我，去成就社会利益与员工利益，因为企业利益的保证是企业得以发展的根源，也是得以保证后二者利益的关键。所以，在中国发生的跨国企业危机事件中，我们细细分析，其中许多危机发生的根源并非企业利益追求方式违背了政府意志，而是媒体力量的介入，并扮演了事件放大器的角色，使得企业利益与政府意志之间的关系平衡被打破，在民众的强烈关注下，使得事件逐渐变质，最终逼使政府必须出面干预，疏导民众不平心理。 　　去年发生的富士康事件中，如果纯粹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广东的工厂存在工作条件恶劣、工人工作超时、工资低廉等现象，这种事件有多大的社会关注度？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广东又是中国加工厂最集中的地方，无数的台资、港资、外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