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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视野中我国财产权制度反思 　　[摘 要] 《物权法》作为我国财产权制度的基本法律,缺少添附制度的规定,这反映出传统法律面对劳动创造财产的困惑。我国经济法应关注劳动能力权,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财产权制度。 　　[关键词] 财产权 劳动能力权 添附 　　 　　一、添附制度的存废――我国物权立法中一个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出台确立了我国财产权的基本制度,该法规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问题,不由得立法者不慎之又慎。因此我国的物权立法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态度,部分存在争议的制度被废弃,添附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添附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其意义在于当添附而形成新物时,确认新物的所有权归属。自罗马法以降,添附制度在大陆法系的物权制度中基本上均有体现。但基于添附产生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自古便存在争议,至今未有定论。现代民法中添附分为附合、混合与加工,附合与混合的情形下,所有权归属尚易明确,毕竟二者虽有区别,但皆属物与物之结合,只在于原物是否仍可识别。各国法律对附合与混合的所有权归属意见大致相同:从主物所有权或按原物价值比例共有,丧失权利的一方可以要求所有者赔偿。而加工后的财产所有权归属如何?这成了个难题。上千年来,各国民法中对此问题意见相左:一方主张“材料主义”,即加工后所有权不发生变化,仍属原材料所有者;一方主张“加工主义”,即加工后所有权发生变化,由加工者享有新物的所有权。双方势均力敌,各执一词。 　　至于添附制度的具体规则,论著颇丰,本文不欲展开。转为更深层次地思考:同为添附,为何加工的所有权归属难以确定?显然,加工区别于附合或混合之处就在于掺入了人的劳动。劳动与物存在本质区别,易言之,劳动是人力,如何受“物”权法调整?此即我国《物权法》舍弃添附制度的根源所在。事实上,《物权法》中添附制度的缺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现行法律中财产权制度的困境,如何妥善解决劳动与财产的关系,这不仅仅是《物权法》遇到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须先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财产从哪里来? 　　二、财富的来源――传统法律中财产权制度的沿革 　　关于财富的来???,英国启蒙经济学者洛克早在三百多年前即提出,“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这种观点被称为“财产权劳动学说”。其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总结前辈的观点,得出相似的结论。马克思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地继承,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并最终完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如此多先哲的言之凿凿下,虽仍有学者提出反驳,但对于财富的来源,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劳动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使它们成为民法上的“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劳动已被发现是财富的来源,至今在财产权制度中却鲜有提及。也只有在前文所述的加工情形下,才偶有法律认可掺杂在他人之物中的劳动可享所有权。是立法者没有意识到,还是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找出答案。 　　1.传统财产权制度对劳动的漠视 　　古代社会劳动与财产(主要是土地)实际上是相分离的。易言之,有产者不劳而获,劳动者一无所有。奴隶制社会,劳动者――奴隶本身只是一种财产,不具备人的能力,更不存在财产权利。封建社会劳动者虽人身独立,但农民耕种土地,却无法享有这块土地,它已归地主所有。可见,古代社会统治者不可能立法保护劳动取得所有权,因为他们就是靠剥削别人的劳动获得财产。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此时劳动创造了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人口比例绝大部分的工人辛勤劳动创造了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却被极少数的资本家霸占,工人所获得的只是(相对其创造的财富而言)微薄的工资,无法享有与其劳动创造相等的财产。 　　既然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劳动对国民经济的决定性,却为何在法律制度上没有体现呢?是立法者太过愚钝,还是太过狡猾?答案显然是后者。事实上,从1802年英国《学徒健康与道德法》开始,资产阶级立法者就已经开始意识到保护劳动能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法发展至今,已能从可以想到的各个方面保护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权益,保证劳动能力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但再完善的劳动法,也不可能规定劳动者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立法者只是在打“擦边球”――我保护好你们的劳动能力,你们就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给我享用。当然,劳动法使工人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立法者仍回避了核心的问题――劳动创造的财产权。这也是为何众多经济学家很早即已将劳动力视为财产,而法律制度却对此 “退避三舍”。 　　2.现代财产权制度对劳动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