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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个证据规定”完善与局限 　　两高三部下发的《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落实了高层的改革政策、响应了学界的普遍呼吁，部分弥补了实践中的操作空缺，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补充，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大发展。当然，由于规则制定的技术与条件尚不成熟，也体现出一系列的局限，亟需进一步地反思与完善。 　　一、“两个证据规定”的完善 　　(一)“两个证据规定”重申了非法言词证据一般应予排除的原则 　　回顾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非法证据(尤其是非法言词证据)一直都是规范的核心焦点，但也基本上都讳莫如深。具体而言，在作为母版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第43条规定了证据的收集问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严格地讲，该条法律规范并非是典型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其量也就是广义上证据禁止法则中的“取证禁止法则”。①对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和证明问题，未置可否。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了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经查证属实，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规定了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指控的根据。分析这两个司法解释，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补充。其一，增加了采证禁止法则，但似乎有所保留，即到底是彻底排除，还是留待法官自由心证，不甚清楚。其二，增加了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问题，但仅限于证明标准问题，即必须查证属实。其三，细化了非法证据的审查阶段，即包括了审判定案阶段与审前指控阶段。然而，这两则司法解释并未起到应有的防范作用，非法证据(尤其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取的非法言词证据)在实践中仍然较为普遍，这???中体现在2000年之前的刑事司法过程中。 　　(二)“两个证据规定”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涵义，修订了之前的非法言词取证规范。 在“两个证据规定”颁布之前，我国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涵义及法律效力之规定，不仅较为粗糙，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也不符合侦查讯问程序的运行规律。从刑事诉讼目的的角度讲，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只注重自由与秩序之一端。要保障公民自由就必须限制不正当的讯问技术；而保障司法工作的有效开展也必须赋予侦查权力一定的便利。 　　(三)“两个证据规定”确立了瑕疵证据一般不予排除的原则。应当区分的是，瑕疵证据与程序瑕疵并非同一概念，也不能予以等同。所谓程序瑕疵，主要指的是取证过程中在遵循程序方面存在一定瑕疵，这种瑕疵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在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理论上，程序瑕疵实质上就是证据取得禁止或取证行为不合法。林钰雄教授就在此意义上使用“程序瑕疵”概念，并指出“取证过程中之程序瑕疵或违法事由，与证据(使用)禁止之间不能划上等号。程序瑕疵与证据禁止，两者固然息息相关，但程序瑕疵，既非证据(使用)禁止之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 　　二、“两个证据规定”存在的局限 　　当然，值得反思的是，“两个证据规定”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仍然较为粗糙，不够精细，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两个证据规定”对严格予以排除的“强制情形”没有进行更细致的例举规定 语词往往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虽然“两个证据规定”将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被追诉人供述界定为非法证据，但是，到底何谓刑讯逼供在操作上却并不一目了然。根据我国司法实务界的通行理解，采用拷打、肉体折磨等获取供述的行为才算刑讯逼供。然而，这似乎并不合理。 　　(二)“两个证据规定”关于“诈术情形”的言词证据效力，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两个证据规定”虽然废除了“严禁一切引诱、欺骗等取证行为”的僵硬模式，但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侦查实践中的“诈术问题”。事实上，通过诈术获取言词证据在各国的侦查实践中都很常见，在制度上也不能回避。所谓诈术，主要包括欺骗或利诱等一些讯问技巧与司法承诺，以及一些非常轻微的、法律允许的威胁。作为以心理为导向的权力策略，诈术并未完全被各国所禁止。 　　(三)“两个证据规定”针对言词证据的取证禁止规定还需要更高位阶的人权法规范来补充与引导。 　　然而在我国，无论是宪法层面，还是刑事诉讼法层面，均没有明确规定有关非法言词证据的人权法规范，如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等。因此，虽然“两个证据规定”对言词证据的取证禁止规定有较大发展，但是，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后续发展上的障碍。一方面，由于缺乏更高位阶的人权法规范，导致一些取证行为很可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却有损相关人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