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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正义者』 　　运笔裹挟风雷，落字金戈铁马。他以一个记者的敏锐和独特视角，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中国的西北角》，让一篇战地通讯显得如此厚重、雄奇和充满色彩。仿佛一种召唤，一种责任驱使，他峭壁立马，正义凛然，凌空呼啸。血色残阳下的卢沟桥、台儿庄在他的通讯中被全景式悲壮呈现，震撼着华夏大地。他振臂一呼，热血青年记者景从云集，从此，“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被镶嵌在中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他以“长江”命名，千里奔腾，气势磅礴。在中华民族的抗争与呐喊中，他义无反顾，携声挟雷，笔动春秋。他走进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新四军中的文化骄子。他就是在中国新闻史上名声显赫的范长江。 　　两次秘密离桂与九个月漫漫长路 　　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公报》著名记者的范长江奔走于热血战场，发表大量战地通讯，为《大公报》赢得了声誉。然而，却因一篇政论文章改变了范长江与《大公报》的关系。此文即《抗战中的党派关系》。它与《大公报》总经理张季鸾的理念大相径庭。裂隙由此产生并不可愈合。范长江以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姿态，放弃了报馆让其统领战区记者随蒋介石大本营，并配有专车、电台的优惠条件，毅然选择离开。这是一次重要抉择，他摆脱了羁绊，挥洒出一个正直记者的道义与人格的力量。 　　范长江一直有个心愿，即成立一家“没有资本家”的新闻通讯社。这便是“国际新闻通讯社”的缘起。1938年10月，范长江以社长身份与同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新闻阵地，并与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签定供稿协议。这是一个特别的团队，拥有专职和兼职记者200左右，遍及内地、港澳台以及南洋等地。国新社的意义在于打破国民党中央社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免除进步新闻工作者的后顾之忧，“支持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旦失业，合作社性质的国新社就是退路。”所以社友们都称国新社为“我们的家”。范长江将记者安排到前线战区采访报道。可以说，战时媒体的大量稿件都来自于国新社。范长江的视野由此更加开阔。他访问延安，采访八路军，与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胡愈之成为朋友。后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1939年底的一天，国新社派往皖北采访的记者李洪，因报道新四军抗战而遭到桂系李品仙部队活埋。范长江闻讯悲愤地大喊：宣传抗日，何罪之有？从此，范长江对新四军抗战有着更多关注。 　　1941年，因皖南事变的爆发，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团结抗战的“政治曲线”瞬间降到“零点”。时在广西桂林的范长江成为国民党重点迫害对象。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范长江立刻转移。4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同时关闭“青记”和国新社。 　　秘密撤退到香港的范长江遂与邹韬奋、夏衍、金仲华、乔冠华等创办了中共在香港的第一份报纸《华商报》，并依托香港的特殊地缘优势，进行抗战宣传。及至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范长江又与驻港进步文化人紧急大撤退。其中除柳亚子、邹韬奋抵广东外，范长江与茅盾、田汉、夏衍、洪深等均到达桂林。国民党当局对众多进步文化人云集桂林颇多顾忌，要求全部移至重庆，经过“思想考察”后“再酌任用”。 　　范长江此时已有清晰目标，即往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战新闻工作。他在香港已对苏北抗战文化事业的发展颇多了解，心有所属。而此时的苏北文化界亦十分关心大后方的这位同仁。早在范长江与沈谱燕尔新婚时，在苏北的《江淮日报》就曾报道过范长江婚讯，以及其岳父沈钧儒先生的贺勉诗。其中“行俟胜利日，再饮合欢杯”成为佳话。青记会遭查封后，《江淮日报》载文抗议，高度肯定青记会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赤诚以及功绩。苏北文化协会也发表《告国人书》，“愿作后方进步人士的后盾，热烈欢迎青记总会从不要文化的地方移到急迫需要文化的地方―新苏北来”，“长江先生等之事业，在此当有更坚强之保证”。 　　一面是摧残，一面是欢迎。泾渭分明，不难抉择。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范长江的想法后，特派张友渔秘密抵桂转告党组织同意他的选择，要求范长江立即启程。 　　又是一次秘密离桂。在一个风雨之夜，范长江乔装潜行，经湖南、湖北，然后由长江水路抵沪，最后辗转至苏北盐阜区。由于途中困难重重，这一走竟历时九个月。可谓长路漫漫。此行，范长江夫人沈谱曾如此记述： 　　“组织上决定让长江到新四军里去。我要同他一起走，他就走不成。因为，我们住的公寓主人同特务有关系。于是我就留下来，掩护他走，什么东西都不动。那天正好下大雨，他拿了很简单的行李，到一个小站上了火车。我送他回来，有人问我，他到哪里去了？我说，他到阳朔看山水去了，雨中的漓江景色是很迷人的。长江从此不回来，所以有人甚至对我说‘你被长江遗弃了’。我心中当然有数，也只好装出愁眉苦脸的样子。” 　　正是沈谱的“被遗弃”，掩护着范长江一路前行。他的前方虽没有漓江景致，却有着根据地一片云霞灿烂与朗朗晴空。 　　连续两个电文传布苏北观感 　　停翅港，苏北阜宁县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