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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中我文化身份意识浅析 　　近年我国文化研究领域中，“身份”概念就人来说是人在组成社会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1]“文化身份”即某一文化主体在文学和文化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该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一文化主体对该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是文化身份意识。具体到文学创作中的文化主体而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会动态地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 　　本文尝试从文学作品层面入手，分析现代启蒙文化语境中鲁迅小说《祝福》中“我”这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意识。 　　 　　一、导语 　　 　　《祝福》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隅――鲁镇为背景展开创作，小说以鲁四老爷为首的各色鲁镇人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返乡的现代知识分子“我”揭开了各自的面纱。就作品的结构设计来看，《祝福》中的“我”是鲁迅精心设置的一个情绪结构对象，它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效果，使之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进一步推敲，作品中的“我”具有两种文化意义：作家创作时一种不完全的自我化身、社会特定文化语境的凝结。作为生活在20世纪初中国铁屋子里的一名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我”间接还是直接地接触到祥林嫂，都抹杀不掉“我”对她命运的反思和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这是鲁迅自我解剖式的批判，更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文化身份的自觉探寻，因为“身份是人们生存的一种意义方案”，“如果我们要对身份问题有足够的省察，对从事这种省察的主体的警觉，即知识者的自我批判就是不可缺少的”[2]，所以，与祥林嫂灵魂的“对话”中，“我”把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诉求――文明批判意识与悲凉孤独意识全面展现了出来，体现出作家及社会启蒙文化对普通下层劳动妇女这一素材的独特价值判断，如此一来既增添了祥林嫂生动的形象意义，又加深了《祝福》深刻的文化内涵。 　　 　　二、文明批判意识 　　 　　《祝福》是受双重文化影响的鲁迅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中国社会现象时的观感。投射到作品中，“我”是一位离开故乡鲁镇，去探求新人生的“新党”知识分子。当“我”带着新思想返身去体验浸染在传统文化中的鲁镇的人与事时，自然因为带着启蒙时代对社会的忧患意识而引发出更深的感悟。 　　面对鲁四老爷，“我”从骨子里充满批判与鄙视。在鲁镇，作为“新党”、“异类”的“我”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外来者，“讲理学”的鲁四老爷则是固守传统的权势者。“我”和他之间仅靠血缘和记忆联系在一起，有着源自知识系统和社会权利的最根本的冲突，这是旧时代矛盾冲突的焦点之所在！见面后鲁四老爷大骂“新党”的发泄和书房的讽刺性陈设让“我”看到了一个礼教恪守者所谓的尊严、稳重与世故。 　　这种认识判定在祥林嫂的遭遇中得到确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封建礼教这一核心话语的创造者和最强烈的维护者，鲁四老爷时刻以“秩序中心话语”作为处事哲学。具体来讲，他主要以寡妇禁忌、家长制和祭祀礼制为标准来衡量祥林嫂的是与非。两次守寡来鲁家做工的祥林嫂多次使鲁四老爷皱眉头，因为她是寡妇，尤其第二次守寡简直伤风败俗，此其一。其二，祥林嫂的婆婆到鲁镇抢人，鲁四老爷尽管认为此事“可恶”，有悖于上下尊卑，但仍以中庸平和的态度淡然处之，是因为这符合封建家长制。其三，再度守寡的祥林嫂被拒绝染指祭祀的准备活动，并不是她没有先前麻利，而是因为其“不干净”，不符合祭祀礼制。进而，祥林嫂死于“祝福”时节被冠以“谬种”唾骂之，同样源于这不合时宜、大煞风景。在一个普通下层劳动妇女的命运里，“我”敏锐地洞悉了一个封建权势者内心复杂的文化世界――所谓“合法”的理学规范是无视人间正常的温情的。所以，在隔膜中“我”自然表露出对这一内心文化世界的抵触，并将憎恶的情感蕴含在对“鲁镇”的急切逃离中。 　　此时的鲁镇实际上是沉积着传统封建文化的中国社会的象征性缩影。传统封建文化麻痹着鲁镇人的神经。“我”回到鲁镇，看见他们“年年如此，家家如此”都忙着准备“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就感到沉闷和窒息，并显示出想要离开的急切，这暗示着“我”对这种文化氛围的抵制。更何况，祥林嫂又死在这种鲁镇氛围中。所以，在繁响与朦胧中“我”清醒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可以这么说，对鲁四老爷和他的鲁镇，“我”体现出无法融入与认同的逃离！正如王富仁所说：“《祝福》中的‘我’无力拯救祥林嫂，但他却是小说画面中唯一深刻同情祥林嫂的痛苦命运，对鲁四老爷充满憎恨感情，对鲁镇保守、守旧的社会气氛感到愤懑的人物”[3]。因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我”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传统及其文化机制对“人”的束缚与改造能力，在鲁四老爷及其固守的文化堡垒的强力“辐射”下，“我”不仅为国家及国人的命运感到忧虑，而且为自己能否保存清醒的认知及战斗力感到担心。所以，“我”只能以“逃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