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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摘 要]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关键词]中西古代史学 记史求真 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1-0081-07 　　 　　从整个世界来看，古代史学最具活力的两大支派，一是以古希腊、罗马史学为渊源的西方古典史学，二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中心的东亚史学。近代以来，两大支派史学发生碰撞、交流与融合，从而使中国近现代的史学发展为多姿多态的繁盛局面。无论是史学理论研究还是史学史研究，都必须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与西方古典史学予以深入比较，才能认清中国传统史学的真谛以及西方古典史学的特色。把握两大体系史学发展的异同，乃是推进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条件。 　　 　　一、中西古代史学理念的相通之处 　　 　　史学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最初都以记载以往的人间事务为基本特征。史学在本质上是记述人类社会的演变历程，描述其中的人物、事件及各种社会景象，并予以认识、解说和反思，这决定了中西史学必然具有相通的基本理念。古代中国、希腊都很早产生了史学，但因地理悬隔，当时并没有在史学上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条件，二者各自发展。比较两种史学在发展中的共同之处，有助于探讨历史学的根本性质。 　　（一）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具备了“直笔”意识和求真观念，据记载，春秋时期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国语?鲁语上》）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笔法的规则。“君举必书”是指无论君主的行为是否合乎礼义，都要记载，这其中已包含了某种求真的意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据称后来得到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书法不隐” 作为判断 “良史”的标准，明确地强化了历史记述的“直笔”观念和求真准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起到极其深远的影响。 　　东汉初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评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认为《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很显然，这段议论是由先秦“书法不隐”的良史观念延伸而来，表明撰史“文直”、“事核”而成为“实录”，已是一种公认的史学价值观。东晋史家袁山松认为史书有“五难”，其三就是“书不实录”。[1] （卷8） 这种史学的“实录”原则也被少数民族政权接受，如鲜卑政权魏太武帝特命崔浩总监史任，指示要“务从实录”，虽然后来崔浩犯讳被诛，但并未从理念上否定史学的直书原则，与崔浩案件有牵涉的史官高允当时即申明：“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魏书?高允传》）更耐人寻味的是南朝梁武帝时，吴均私撰《齐春秋》，“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南史?吴均传》）梁武帝虽讨厌这部史书某些内容的“实录”，却仍以“不实”的罪名实施禁毁，可见史学“实录”的准则，已经根深蒂固。唐朝则将官方记载皇帝和一朝政务的编年体史书命名为“实录”，独占了这个体现中国史学根本精神的词语。此后，史学家刘知?自谄涫费Ю砺壑?述《史通》中，极力提倡直书、实录的撰史精神，批斥篡改史实的曲笔。宋代史家吴缜认为撰史的三大要素是事实、褒贬、文采，其中“事实”居于首要地位，“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 这些都是在理论上表达了记史求真的观念。而蓬勃发展的中国历史考据学、历史文献辨伪学，更是治史去伪存真理念的实际贯彻，至清朝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更提出“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其成就是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精华。 　　西方史学可以从古希腊说起，“希腊人是史学创始人，正如他们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那样。欧洲的史学无须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3] （P31） 而希腊史学具有显著创始意义的著述是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的《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这部《历史》虽然采取有闻则录的编纂态度，但希罗多德对史事往往“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常常在叙述传说之后申明“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4] （P151、306） 因此，希罗多德具备了一定的记事求真意识。其后，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396年）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声明“这些事实是经过我尽可能严格而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