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民族乐器学研究.docVIP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前苏联民族乐器学研究 　　[摘 要]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前苏联在乐器学领域的快速发展时期,至七十年代末其乐器学与民俗学的结合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成果之显著令人瞩目。本文以这一时期前苏联民族乐器学研究的文献为素材,从其发展的背景状况和理论方法体系两个方面,勾勒其民族乐器学研究的基本概况。 　　[关键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前苏联 民族乐器学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9)10-0140-04 　　 　　民族乐器是音乐民俗学最复杂的对象之一。从世界的范围来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尽管关于民族乐器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所取得的成果至今仍不令人满意。然而,笔者认为前苏联在六七十年代的民族乐器研究应该是整个乐器学研究领域的亮点之一。由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正处于恶化状态,也由于受欧美理论体系的吸引和影响,我们似乎对前苏联这一时期在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知之甚少。有理由相信,苏联人的研究经验对于今天我国民族乐器的研究现状仍应有可参考或借鉴价值。因此,这里从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入手,力求勾勒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民族乐器学发展的基本概况。 　　 　　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乐器学发展背景及基本状况 　　 　　尽管乐器的产生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但乐器学作为一种科学走进人们的研究视野时间并不久远,可以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所以,在1969年的斯德哥尔摩学术会议上著名的乐器学家埃尔瑟柯(O#8226;Elschek)和斯道柯?(E#8226;Stockmann)还把其称为“年轻的学科”。当代俄罗斯著名的乐器学家马茨耶夫斯基(И#8226;В#8226;Мациевский)也认为当时乐器科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学著作的各种附录、共同的原则、目标、任务还不够明确清晰。对于乐器学最基础的问题,如考察途径、描写方法、分类法、术语等都缺乏科学性和统一的认识。甚至关于(民族乐器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没有形成共识”。但从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间欧洲乐器学家们的交流开始频繁,对于一些基本理论的认识也逐渐趋于统一。乐器学家们越来越多的参加各类民俗活动及学术研讨会,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关于“乐器学”的学术研讨会和一些乐器学家协会,如,1959年在罗马尼亚“第十二次民族音乐国际联合代表大会”、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第十五次会议”、1964年莫斯科的“第七次人类学及民族语言学国际学术代表大会”上都开始增设了乐器学专题内容的研讨会;斯道柯?(E#8226;Stockmann)创办的乐器学家组织“Study Group on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也曾于1964、1967、1969、1973、1975、1977年召开了六次国际乐器学学术会议;有了专门的国际乐器学学术刊物,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是由德国科学院和斯德哥尔摩音乐历史博物馆发行的关于欧洲民族乐器的大型多卷出版物《Handbuch der europaishen Volksmusikinstrumente》。这些不仅增强了乐器学家们更为活化的交流,而且也促进了乐器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 　　当时苏联民族乐器的研究成果让欧洲学者产生了很强的兴趣和吸引力,在交流中受欧洲民族音乐学的感染,也促进了苏联民族乐器学的快速发展与提高。尤其是1963年《苏联民族乐器图谱》的出版发行,更是在苏联掀起了对各民族乐器研究的热潮。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工作,形成了数量可观的民族乐器学研究成果。如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关于阿布哈兹、乌克兰、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哈萨克、乌兹别克、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民族乐器研究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乐器专著。重要的是这种如火如荼的民族乐器发掘整理工作,呼唤了对乐器学理论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维莱特科夫(K#8226;A#8226;Вертков)于1967―1968年写了《苏联民族乐器研究的一些问题》的学术交流性文章,该文章尽管存在很多有争议的观点,但作者却提出了当时迫切需要的、具有重要科学性的理论问题。正如马茨耶夫关于这篇文章的评价:“最为重要的是首先提出了乐器学中‘民族乐器’的对象界定、术语、乐器分类法及研究方法学等问题。同时注重了乐器测量方法、乐器表演研究和不同民族乐器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篇文章反映着苏联乐器科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阶段,在乐器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在文章中维莱特科夫也指出了“过去苏联的民俗学研究滞后”的问题,并建议急需曾强与民俗学结合的乐器学研究。这一建议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关于民俗学的文集,如维那科拉道夫(В#8226;С#8226;Виноградов)主编的《非洲和亚洲民族音乐》(“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