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作家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探析.docVIP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作家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探析 　　【摘 要】二十世纪“60年代人”完全指向自身的精神索求无法使他们建立一种对世界的新的观念，成为精神上的流浪汉。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层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魇。 　　【关键词】个人主义；六十年代作家；表象化 　　【中图分类号】120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11-0125-03 　　“60年代人” (在这里，我们将不通过对“命名的时间游戏”做是是非非的赘述，而只将它作为一般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予以接受)具体是指这样一批作家：鲁羊、述平、何顿、韩东、邱华栋、刁斗、东西、海南、徐坤、刘继明、张炜、毕飞字等等。他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在90年代尤其是94年之后活跃于文坛，并在诸如“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连展”“跨世纪星群”等展览式的炒作中忙碌地登场亮相。继编辑王干首先送给他们一个“新生代”的名号之后，他们还被亲切地称为“晚生代作家”、“文革后作家”。但不管是哲学型的鲁羊、刘剑波、毕飞宇、东西，还是私语型的陈染、林自、海南，抑或写实型的何顿、张炜、朱文、韩东、邱华栋、述平、徐坤，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沉醉于边缘。所谓边缘，正如陈思和先生在《试论九十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中表述的，现时代的作家除了选择在相对多元的文化格局里履行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社会责任或者选择走民间道路外，还有些作家会在拒绝时代共鸣以后，自觉置身于社会边缘的立场，坚持以个人的感情世界为视角，表达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对于“60年代人”。个人叙事的张扬，社会叙事的终结，其实并非仅仅是一种选择，更多的，它也是一个拯救与解构交互混杂的时代、一个“自言自语”的时代、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一个多种金钱圈相切的时代的必然。正如戴锦华所言，“60年代人”作为90年代的主体似乎注定成为他们出生年代的文化的终结者。而进入到个人写作的行云流水中。如果说隐蔽传统、发明传统、寻找差异已然是全球化日益激烈时的选择性行为，但无论如何，在对待传统，告别或固恋传统时，他们仍然是在一面行将破碎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自我之镜中绝望地辩识着传统的拯救者或传统的被放逐者。而60年代的作家却宣布要彻底地“告别诸神”，甚至连祭祀的灵堂也不设，因为他们在登上文化舞台时，就已然被设定在一个“后”位上，他们先天地成了二十世纪的局外人，而非后来人。“他们即将后二十世纪了，当然更是后二十世纪20、30、40、50年代，他们后革命(这里的革命指狭义的夺取政权的争斗，不是指蓝吉列剃须刀片之类的革命性含义。)后抗美援朝，后中苏友好。也后反修防修，后天若有情天亦老，后右也后改正，后意气风发也后三年自然灾害，后父兄也后祖宗，后文革也后学潮。……他们什么都后过了，便什么都不在乎起来，后知青下乡，后科研，后爱情，后性，后诗，后古典，后先锋……” 　　李洱，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东西，广西、广东文学院客聘专业作家；徐坤，任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刁斗。文学编辑，以写作为生；何顿，长沙市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海南，云南《大家》杂志编辑；徐小斌，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我们曾经给写作附加了许多超载的社会使命和生活，比如“启蒙”的责任，即将它视作照亮国民灵魂的灯光、拯救人性的稻草、革命的力量、转型的催化剂；我们还要求它富有昂扬的激情、乐观的精神、向上的力量；我们也曾经要求它制造精神的浪漫、打造理想的天堂；我们期望它描写重大题材扮演某种社会舆论的代言人；我们还曾经利用它来互相攻击、互相残杀、铲除异己、残害生命；我们还曾经要求它表现拯救的急切和对拯救的盼望……更甚至，我们指望着用写作中的极其崇高的甚至悲壮的气概还有“淋漓的鲜血”来换取现代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但能够看到的是，“60年代人”不光在客观上告别了已然失效的文学传统，在写作上用一种游戏的话语颠覆常识，反对精英文化，把知识分子的写作从80年代话语的“神圣祭坛”上扯落下来，同时，他们也抖落了早已超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写作还原或蜕变成一种职业，而文学家或者作家也抖落了众多的附加角色：民众的启蒙者、文化的先驱、社会的精英，宣称自己不过是时常环境与读者中大多数人具有平等地位的从事某一行业的职员。重新的角色定位卸去了多少世纪以来的重负。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 “这部分作家的精神追求极不稳定，经常遭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压力与市场经济的变相腐蚀，成为县花一现的文坛过客。” 　　60年代作家的确找到了各自潇洒的游移地带，或童年、或暴力、或神秘、或语言、或表象、或兼而论之。他们也的确在文本实践中体现了一种个人化色彩。韩东以虚构的姿态面对生活的可能性，展示被生活遮蔽与湮灭了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徐坤用调侃与反讽的语调，展示了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