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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和碳排放峰值预测，使用1995-2012年的18年长面板数据，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先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中部各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之间的关系，找到中部各省的个体差异和共性，接着检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在确定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滞后期工具变量具体考察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关系，归纳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和中部六省的基础数据预测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时间。得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集约到粗放再回到相对集约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六省人均GDP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弹性还很大，即人均GDP每升高1%，碳排放总量会上升1.246 7%；中部六省存在碳排放和碳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火力发电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和碳强度产生正的影响，前后两年间火力发电比例每提高1%，中部六省内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将分别提高0.505 1%和0.370 3%，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中部六省的碳减排工作，前后两年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研发强度代表的技术进步每提高1%，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将会分别降低2.286 1%、3.845 3% 和48.167 6%，碳强度将会分别下降1.919 4%、3.163 0%、48.996 4%，城镇化和地区开放程度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影响是一致的；目前各省均已越过碳强度峰值，但还远未越过碳排放峰值。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强化中部六省碳减排的协同合作和跨区域治理，打造中部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中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中部六省很有可能提前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关键词中部六省；区域碳减排；Tapio脱钩模型；滞后期工具变量法 　　中图分类号F206；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 　　中部六省的四省都处在长江经济带的腹地，目前正处于重化工业和城镇化的关键阶段，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关系对我国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据测算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占全国的24%，定量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其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有助于其制定更加合理的节能减排政策和增长方式转变，力争提前达到碳排放峰值，为全国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做出更大贡献。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的论文增多，在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国家层面、全行业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徐国泉等[1]、林伯强和蒋竺均[2]、许广月和宋德勇[3]、李锴和齐绍洲[4]、Lei Meng等[5]、申萌等[6]分别运用因素分解、面板数据协整、滞后期工具变量等方法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减少全国碳排放；在工业部门层面上陈诗一[7]、何小刚和张耀辉[8]、王班班和齐绍洲[9]分别运用动态面板、STIRPAT模型、要素替代等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能源强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工业节能减排势在必行，并探析了降低能源强度从而减少碳排放的路径；刘竹等[10]、谢守红和牛水霞[11]、郭彬和逯雨波[12]运用脱钩模型、格兰杰因果分析、超效率DEA模型等方法，分别在中国五个低碳试点省份、长江三角洲、中部六省这些区域层面上进行了研究，给我国区域节能减排提供了建议。根据上述研究现状，笔者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第一，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国家层面和全行业部门层面，对区域层面的研究较少。第二，在区域层面的研究文献所用的方法不够契合，例如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区域间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显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各省之间的横向关系，格兰杰因果分析无法解决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等。第三，中部六省区域层面的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部六省是我国的人口大区也是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重化工的工业结构使这一区域经济增长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较大，成为我国的碳排放大区，但近年来该区域碳强度有下降趋势。因此笔者选择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增长方式中挖掘影响该区域碳排放的因素，为制定更有效的区域节能减排政策和协同合作提供依据。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