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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等教育券政策的比较分析 　　摘要:“教育券”作为一种新颖的教育政策工具在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得到运用。通过比较发现,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政策的决策程序与合法性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也是两国高等教育券政策不同走向的原因所在。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券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践研究,增强政策的开放性以及政府和高校的市场回应性。 　　关键词: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券;比较分析 　　 　　“教育券”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策略,其核心涵义是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发给每位学生,学生可以不受学区限制选择学校,而学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教育券作为一种具有全新治理理念的政策工具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入手,通过强化其选择权而在教育服务中巧妙地植入市场机制。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教育券”在很多国家得到应用,特别是在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取得很好的成效,并作为“市场本位的改革策略”与“标准本位的学校改革策略”以及“全校改革策略”一起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相互竞争的三种策略。 　　五十年后,“教育券”作为一种新颖的教育政策工具而登陆中国,最早在浙江长兴与湖北监利等地的基础教育领域实施。随后,浙江和上海闵行区开始实施“高等教育券”制度。我国的高等教育券是对美国模式的借鉴,但在实施的背景、过程、方案、策略等方面都与美国的“教育券”不同,其效果也必然不一样。美国的高等教育券经历了半个世纪而逐步完善和拓展,正发挥着积极的政策工具作用,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券却在“嫁接”过程中遭遇诸多阻碍,其政策工具的作用尚难显现。因此,分析中美两国影响高等教育券政策运行效果的政策环境和关键因素,对我国高等教育券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美高等教育券的发展演变 　　 　　“GI法案”作为一个深远影响的社会政策立法,是美国高等教育券之滥觞。为解决“二战”后退伍兵的安置难题,罗斯福总统1943年的“炉边谈话”接受了退伍军人要求的“提供由政府出资接受进一步教育或职业训练的机会”等建议;1944年,参议院、众议院以及罗斯福总统分别批准了《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即“GI法案”),为1600万美军战后的退伍安置提供保障。该法案“向男女军人提供在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教育或技术训练,或者参加复习或进修课程的机会,不但免交每学年不超过500美元的学费,而且有权在学习期间按月领取生活补贴” [1] 。据此,数百万的退伍军人离开了当时紧张的就业市场,选择了高等教育。在峰值年份的1947年,退伍军人占了49%的高校招生份额;到1956年原GI法案结束时止,1600万“二战”老兵中的780万参加了高等教育或相关培训计划,占参战人数的48.7%。 [2] 1984年,《蒙哥马利士兵法案》继承了原《军人权利法案》的灵魂,该法案规定,退伍军人在10年内每个月能获得672-800美元(最多36000美元)的资助来支付长达4年的全日制学习。至今,1800多万退伍军人参加了该资助的教育计划,投入达到700亿美元,占政府对后义务教育和培训资助大约一半的经费。 　　美国的另一个庞大的高等教育券政策是1980年以来的“佩尔奖学金计划”(the Federal Pell Grants)。该计划由联邦政府确认资助对象,使他们就读合格的市民学院、大学或技术学院,他们可以作为本科学生攻读大学的技术证书或者文凭;或没有取得学士学位或研究生水平的大学学位等的学生每年可以得到一次400美元到4050美元不等的资助金。同时,美国政府为了更好的培养和留住人才,与佩尔奖学金密切配合的两个高等教育券政策相继出笼。如2006年的学术竞争力补助金计划(the 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Grant)为一年级本科生提供最多750美元和二年级本科学生最高为1300美元的资助;国家智能奖学金计划(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Access to Retain Talent Grant)为三、四年级本科生提供最多4000美元的资助,而2008年佩尔助学金对每名学生资助的数额也由现在的550美元提升至4600美元。2007-2008年度最高佩尔补助金为4310美元,2008-2009年度最高佩尔补助金将达到4731美元。这些补充计划与佩尔奖学金一起形成了相互关联的、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券的政策体系,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520万名左右)的大学生能够获得这笔助学金。 　　与“GI法案”和“佩尔奖学金计划”不同,科罗拉多州的“大学机会奖学金”(College Opportunity Fund,简称COF)直接发放给高校。为了走出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