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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中国化的研究 　　摘要:以人权为切入点,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受西方国家的抨击的现实,运用历时与共时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西方人权发展历程的梳理,进而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要实现自由平等的发展,就要发展中国的人权理论的结论,提出中国只有将西方人权的合理内核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确定人权发展的中国模式――人权中国化,才能促进中国人权的实现。 　　关键词:西方人权;中国人权;人权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5-0064-03 　　 　　自冷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就成了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2010年3月,英国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就称中国的人权状况令人堪忧。人权问题本质上是中西方在人权观方面的分歧,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因此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否定中国人权的状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正处于发展阶段,还有待完善,因此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质疑。所以,只有在中国特殊的土壤中吸收西方人权的合理内核,使中西方的人权从冲突转向融合,才能促进中国人权理论的发展和中国人权实践的进步。 　　一、中西方人权的思想及表现形式概述 　　(一)西方人权思想及表现形式 　　西方人权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和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人权思想也经过了形成、发展、多元化的几个阶段: 　　1.形成阶段。人权学说诞生于17―18世纪,文艺复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有格朗休斯、洛克、潘恩等。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刚刚萌芽,封建的神权和王权严重制约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创建,资本主义学者就提出了“人权”的概念,主张天赋人权。他们认为,人权是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不可转让的权利。这时期的人权表现形式为自然权利,国家就是保护人们权利的机器。 　　2.发展阶段。18世纪到19世纪初,资产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使资本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用天赋人权与资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人权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边沁和密尔。他们批判天赋人权学说,主张权利是国家法律创造的而不是天赋的。表现形式是法律人权,“权利是法律的产物”[1]安全、生存富足与平等是人权的原则。 　　3.多元化阶段。二战以来,人们基于对民主和平的渴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呼唤人权,人权思想也形成了多元化的态势:格林的积极自由说、萨姆纳的权利义务相对论、米尔恩的最低限度的人权、马里旦的自然法主义的人权观念、罗尔斯的正义人权观、德沃金的权利论等。人权的表现形式趋于多元化。 　　(二)中国人权思想及形式的演变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产生人权的概念,但孔子的“有教无类”、“民为政本”、“民为邦本”、“等贵贱、均贫富”等都展示了中国独特而又深刻的人权思想。中国的人权思想及形式的演变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起步阶段。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人权思想传入中国,人权在中国兴起,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为建立民主独立的国家,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人权思想,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则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 　　2.形成阶段。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人权成为中国的主流人权观。这时,中国已经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但国家政权还不稳定、全国经济百废待兴。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权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结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了毛泽东人权思想。毛泽东强调自由权、生存权、民族权,人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生存权是人权的核心。 　　3.发展阶段。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改革开放的浪潮也在人权思想领域蓬勃发展。在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努力下,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念。邓小平提出了“国权高于人权”的重要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人权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承认了公民的文化权利。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和谐人权的理念,以人为本,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人权的实现,主张可持续发展。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2]。 　　二、中西方人权理论的差异 　　人权这一概念与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因素相关,因此,中西方人权在历史条件、人权主体、客体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一)人权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差异 　　西方人权产生的条件是在民族国家独立、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充分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时,西方人权观的形成与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资本主义学者为创建资本主义制度,反抗封建剥削,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早期人权思想。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