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人性无常看蒙田思想时代价值 .docVIP

从《论人性无常》看蒙田思想的时代价值 　　摘要：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作家，蒙田在人性一元论、永恒论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提出人性是复杂的、变化的，意识到了社会性因素对人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判断”必须建立在对人、对物的全面性、深入性观察基础之上的命题，这在当时无疑具有极大的思想价值和进步意义。 　　蒙田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作家。他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不仅在他的那个时代具有摧毁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影响人们美学、诗学观念的作用，而且穿越时空影响到启蒙时代，甚至影响到后现代主义。 　　蒙田在《论人性无常》中触及了人性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问题，认为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游移不定的”，这在当时无疑具有一种创造性。 　　现代哲学思想认为，所谓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全部规定性。人性概念作为人各种属性的抽象综合，涵盖着一个系统。根据不同标准，人性系统综合体可进行不同的划分。有的学者将人性分为：“生物学本性”、“文化本性”和“历史本性”，即所谓“三元人性”[1](P11)。也有人将人性分为：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理性层面、人的德性层面和人的社会层面[2](Pt51－159)。尽管分法不同，但学者们在一点上是毫无争议的：即人性的内涵是丰富的、复杂的，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人性不能固定在一个点上，其不同层面之间不可以相互替代。完善的人性是对人性内涵的全面占有，而且人性在人实现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变化的、发展的；另一方面，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由于民族、文化等背景不同，其人性内涵也是有差异的。 　　但从人类思想史来看，人类的人性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自然人性论被宗教神学的人性论淹没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对封建神学、还原人性的人文主义队伍中，打出了两面旗帜：“自然人性”论和“理性人性”论。但丁把人性归结为理性，肯定理性对于人性的决定作用，其思想是对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思想的一种开启。但在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人性论占主导地位。它把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本能，并把人的自然本性同人的社会平等权利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是自然人性论，还是理性人性论，都是把人性内涵解释为一元的，而且把人性看成是永恒不变的。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作家，蒙田在人性一元论、永恒论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人性是不断变化的，是复杂的，同时他还看到了人的思想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原因――社会性因素对人性的影响，这无疑是对时代的一种超越，具有极大的思想价值和进步意义。在此基础上，蒙田对文学作品中“把人塑造成始终如一、固定不变的模式”，“按照一般规律刻画一个人物”的创作方法和创作现象提出了批评。这在当时也是十分了不起的独到见地。在蒙田死后的17世纪，在(新)古典主义戏剧作品中，普遍地存在着人物形象类型化、概念化，人物性格单一化、固定化的现象。(新)古典主义作家们在文学观念上还没有达到蒙田这种思想的高度。一直到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蒙田的这一思想对文学创作仍具有启示作用和积极意义。 　　关于“判断”，蒙田提出了两点深刻独到的见解。其一是对事物或事件的判断，不能无限扩大和延展，而要“就事论事”，“不要笼统一词，这样才有可能明辨是非，识人真假”，这可以看做是蒙田对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批评。其二是对人的判断，不能以现象代替本质，也不能以偏概全。“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整个的人生历程，才会真切地看到他是否具有真正的美德”，“以一时一事的表象判断一个人，不足以概括一个人的全貌……应当由表及里深入到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才能看清他的真正动机”。由此可以看到蒙田对“判断”的审慎态度，他对判断的洞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是相一致的――必须对事物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识过程，人才可能获得相对的真理。这对于人们惯于肤浅地、简单地、虚妄地判断事物和人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现代哲学思想认为，“人性是行为发生的原因，也是行为取向即非理性的原动力”[1](P14)。但是早在几百年以前，蒙田就对“人性”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发现许多时候二者并不具有直观的同一性，或者说人性的真实面目在很多时候往往被行为所遮敝。例如，蒙田观察到有时勇敢的行为恰恰是怯懦、怕死的内心表现，或者说勇敢成了怯懦、怕死的障眼法。蒙田举例说，一个士兵疾病缠身，生不如死，他希望在战斗中死去，因而在战场上表现得异常勇敢而得到将领的宠爱。在外人看来，只是把他当做一个英勇无比的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在逃脱恶疾的折磨。另一方面，蒙田又注意到人性与行为之结果有时会呈现相悖之关系。为善者可能“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为恶者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