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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群的构成研究 　　〔摘要〕 信息披露义务是合同法中的焦点问题，具有复杂的功能，如保护真正的合同自由、有利于理性选择、信息清晰、实现合同公平、培育诚信。为实现此种功能，信息披露义务就需要有义务群来支撑，具体有披露重要信息的义务、以通常和易于理解的语言进行披露的义务和解释义务。然违反上述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性义务)，如可以适用错误、欺诈、债务不履行或者计算期间的延迟。《欧洲合同法原则》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其他欧盟立法都确认了信息披露义务，我国未来的《合同法》修改也应当确立该义务。 　　〔关键词〕 信息披露义务群；法律义务；合同自由；合同法 　　〔中图分类号〕DF4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5-0083-05 　　 　　信息披露义务始终是道德和法律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法系和国家有不同的立场或制度表达方式。但是，信息披露义务并非简单的用语，而是复杂的体系。目前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信息披露义务的设定 〔1〕，这一点还不够。本文将从信息披露义务的功能出发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笔者认为，信息披露义务的实现需要一个相应的义务群，以更好地实现义务的功能。这与债法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即“债法的变迁和进步是建立在债之关系上各种义务的形成与发展”〔2〕。而且义务群内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此问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信息披露义务的功能 　　 　　信息披露义务的设定，取决于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变迁导致的法律需求的变化，尤其是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买者自负”(Caveat emptor)的观念逻辑，即除非卖方积极隐藏了瑕疵，否则其没有义务告知买方标的物的瑕疵以及该瑕疵不适合一般目的之用途。“买者自负”的观念和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种理想有直接关系，即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大负担者，相应地，任何人对其他人都没有积极的协助义务，更毋庸为他人承担责任。古典合同法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理论总体上是一致的：在具体的交易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均有同等进入和处理信息的机会和可能性，标的物的状态和状况应为买方知悉的范围。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Laidlaw v. Organ案件被称为第一个“买者自负”的案件。在该案中，法院认为Organ没有义务告诉Laidlaw英军和美军已经达成停战的协定而且要马上解除海上封锁的事实，而这点对于烟草市场的价格有着关键影响。现代美国合同法已经对此进行了较大改变，这种改变主要通过制定法来实施，如《统一商法典》中的可交易性、默示条款和默示担保。尽管如此，普通法还是不愿意轻易对合同进行“默示”或者对“可交易性”进行宽泛的解释。通说认为，普通法不存在作为一般原则的披露义务。〔3〕他们的观念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地协商、接触和谈判，也可以自由地中止协商和谈判，在协商谈判中当事人没有诚信义务的束缚。 　　众所周知，在作为大陆法系的德国，诚实信用原则是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被冠以“帝王条款”的美誉。在当事人的协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得以非常谨慎和认真的态度对待协商，而且不能产生误导或者欺诈。然而，我们应看到现代社会已经与一个世纪之前的情况几乎是完全不同了。由于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专业化和精密化，每个主体都面临着过去难以想象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农业社会中人们对于农业产品的性能、构成以及材料等信息的甄别和处理能力相差不大，或者即使相差很大但还不足以使另一方当事人遭受过大的未知风险。此时，当事人之间的互换性较强。而现在，一个人在现代产品面前，从材料、结构、组成以及与上述因素产生的风险等信息，极端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由于这种专业化导致出现了缔约主体的二元或多元分化，〔4〕这种分化导致互换性的丧失。二元或多元分化必然导致一方处于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处于劣势地位，而且这种差异是“结构性不平衡”。当然这种结构性不平衡不是历史的罪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我们不能试图饮鸩止渴，意欲回复到农业社会，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校正这种结构性不平衡对弱势方所产生的损害。笔者认为，更为切实的途径在于如何使劣势方了解复杂的产品以及这种产品所可能造成的风险以及风险的大小，使当事人在拥有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完全自主性判断和权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决定。换言之，当事人应当是在拥有相关重要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个真正的“自我”和“自我决定”。〔5〕那种简单地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监护者的观点是乌托邦式的。现实的问题在于，每个主体都只欲不能受到未知风险，却不知道产品究竟有什么风险?这个风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有必要分析信息披露义务的功能。 　　第一，保护真正的合同自由。合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