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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颐思想中的“涵养致知”看宋代文人画 　　摘 要：“以文为上”的宋代，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是古今思想发展的关键点。宋代文人复兴儒学，成一代理学之风尚。其中程颐所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修养论对宋代绘画体系及其画家的建构和塑造有深刻的影响，使后代画家受益无穷。 　　关键词：涵养致知；宋代绘画；文人画；画家 　　一、“涵养致知”思想 　　中国儒家思想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在其兼收并蓄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宇宙、道德、个体涵养的知性探究，将社会化、自然化、心理化、情感化，当成人的最后实在和最高本体，又有着极强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受到了庄子的“逍遥游”、屈原之“此在”、禅宗意“冲淡”等各家各派思想的冲击，处于持续的发展状态，其中宋代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延续300多年，在结束了五代长期纷乱的局面后，统治者为了防止重蹈五代藩镇割据的覆辙，积极推崇“文治”，文人士大夫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在范仲淹所引领的“庆历新政”中，范仲淹、欧阳修、胡爰、孙复等人积极参政，倡导“复古劝学”，否定汉唐以来的训诂之学，主张复兴儒学，兴办教育，“理学”应运而生，出现了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家，他们在不断地吸收改造释道哲理，进行内在批判，再建了孔孟传统，并使得理学思想成为宋代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的轴心精神，同时对宋代绘画的艺术风格及艺术思想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涵养致知”思想来源于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遗书》卷十八），是程颐修养论的重要观点。程颐的修养方法“主敬”，“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静。”（《遗书》卷十五）所谓“敬”，程颐将“敬”解释为“主一”。“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遗书》卷十五），“主一”即要求在心无旁骛的状态之中去修养心性，而“浩然之气”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集义才能生。“浩然之气，所养各有渐……须是集义乃能生。”（《遗书》卷十五）也就是说，“敬”是持己之道，还需要对外“集义”。又“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遗书》卷十八），“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遗书》卷十八）。故，程颐要求文人在保持自身心性的同时，要走出书房，走进或大或小的自然万物中去，以真诚心去认真体察，关怀其物象，穷其理，以提高理性自觉，并将此作为衡量自身义理的标准，最终达到提高内在修养的目的。而不可避于书屋，沉迷于书卷之中，要由内到外，由外而内循环性发展。由此自然万物的盛败被关注，文人墨客们在细致真实的观察中，理性斟酌心中所得，归纳笔墨形式，以求描绘出心中的“意理”。 　　二、对宋代绘画产生的影响 　　“涵养致知”要求画家们由内而外地观察自然万物，而后回归本体，最终实现人的内在精神修养和宇宙万物的理性和感受的圆形交融。在宋代绘画中，由五代时期绘画风格的延续至熙宁元丰之际出现了崭新的风貌。从其绘画分科日益明确，宫廷绘画、民间绘画、士大夫绘画呈现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绘画题材不断扩充，山水、花鸟、人物题材选择更加细致；绘画作品中的意蕴更加浓郁，文人绘画更加讲求理想境界的表现。借助于绘画作品去抒发心中所想、所感、所悟成为了文人画家们的普遍要求，依托山川、花鸟等客观事物的情感化、心理化、伦理化，或诉说心中抑郁之意，或笑谈自然予我之美，或袒露人生之义理，但凡观者面临其画，必有所感所悟所入中则可发现“涵养致知”被画家们所致用。 　　（一）绘画分科的细化 　　“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遗书》卷十八），程颐要求文人在追求心性修养中，在对自身进行反复思考时，不能排斥“观物”，要由对外观察，使心灵得以直接迅速地去领会，以促进自身修养的提高。“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以求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达到“一旦豁然贯通”即能了悟到伦理本体而贯彻在自己的行为中。在“格物”的过程中，为求自然知音，游走于万物之中，感触于万物之态，而遇物中之我，意中之我。使自然万物中，更多地赋予了人性的情态，使“自然的人化”不断被扩充，为了使微妙情感的表达可以依托更多的自然载体，万物生存环境、动态等变化被不断深入发现，自在自由的绘画题材呈现出繁荣之态。故而较之前代绘画的简单类目划分，如人物、山水、花鸟等，宋代画院有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而在《宣和画谱》著录藏画中，更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在孝宗乾道三年著成的《画继》辑录画家时，则分为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 8类。绘画艺术类目的细分，使得文人画家们的学习方向专门化，创作意识多元化，为后代画家的产生深远影响。 　　（二）绘画题材多元化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