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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摘要 宅基地流转被认为是城乡建设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由“农民理性”、“政策激励”、“隐形市场”假设可知，农民宅基地流转取决于在政策和市场等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宅基地的资产实现程度和社会保障替代程度之间的“理性”权衡。基于“农户-政策-市场”三维特征视角，利用新疆四地州（市）340户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农户特征、相关政策与市场特征对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意愿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的影响；与相关研究结果相比，既有相同之处，更有显著的地区特点。其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宅基地流转范围的限制，阻碍宅基地流转；流转收入越高，农民流出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强烈；流转花费时间越多，流入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弱。其地区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人均收入与流出意愿关系不显著；农民非农化程度对农民流转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与少数民族农民相比，汉族农民并没有表现更强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比重越大，农民流入宅基地的意愿越强，但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家庭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比重越高，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的意愿并非越强；流入费用对流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流转方式对农民流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转花费时间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今后要在充分考虑农户特征和偏好的情况下，完善政策和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地引导、推进农民宅基地流转，切实保障不同农民群体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有更多的自主权、参与权与利益共享权等。 　　关键词 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Probit模型；新疆；欠发达地区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4-0116-11 　　作为农村居民人地关系表现的核心，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综合功能的承载体[1-2]，也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之一，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最基本的居住保障[3]；但在中国现行宅基地管理制度下，城市化促使大规模农村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同时，却出现了农村人口减少与农村宅基地增加的悖论[4]，农村宅基地规模大、面积超标、一户多宅、闲置浪费、粗放利用等问题日益突显[5-11]。从总体上看，关于宅基地流转的主流声音是“应该流转”。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宅基地流转中表现的尤为“热情”，极力诱导农民流转宅基地，尤其是鼓励农民腾退宅基地，进行土地整治。地方性的试点或探索包括“宅基地换房”[12-13]、“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地票”交易[14-15]和“空心村整治”[16]等多种形式。然而，农村宅基地的流转过程中，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如“自焚事件”、“群体上访”、“被上楼”等等。随着西部大开放和城镇化、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其农村宅基地资源配置问题将逐步凸显，且较为复杂地影响到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因而西部地区相关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现有关于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发达地区农民流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对相关政策[17]、市场特征等因素的讨论较少。借鉴前人研究，本文根据欠发达地区“农民理性”、“政策激励”和“隐形市场”假设，构建基于“农户-政策-市场”三维特征视角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新疆农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宅基流入和流出意愿影响因素，为新 　　疆，乃至西部欠发达地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宅基地流转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 　　1 研究假设与理论分析框架 　　1.1 研究假设 　　（1）“农民理性假设”：在相当长时间内，欠发达地区农民将更关注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综合考虑“理性经济人”[9，11-18]和“有限理性经济人”[19-20]等观点，总体上讲，农民在宅基地流转中是“趋于理性”的；对于不同时空或不同群体类型的农民，由于各自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差异[21-23]导致其“理性”的程度存在差异。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城乡二元体制还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土地仍然是中国大部分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远远大于生产要素功能，真正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只能是少数[24]，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土地交易机会可能更少。在经济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社会保障标准低的地区，农村宅基地成为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功能[25]。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只能够使少数具备区位优势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实现财产性收益，而大多数的农民将没有实现宅基地使用权财产性收益的机会，根本无法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收益[17]。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土地仍然是农民化解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最后保障，农民是不会主动、自愿地脱离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