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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电子档案管理法律思考 　　摘要：本文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为依据，对馆藏档案数字化及其利用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完善立法、加强技术监督等馆藏档案数字化版权保护的措施。 　　关键词：馆藏档案数字化法律思考 　　 　　我国企业目前馆藏以传统介质为主，大量的档案在经“数字化”操作后方可在网络环境下管理和利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以数字化存在，在电子档案管理中的一项基础工作就是将馆藏档案由传统介质的文献转变为数字形式，然后通过网络向用户传输。怎样看待作品数字化的性质？以数字编码形式表达的作品是否能够受到著作权保护等，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涉及。如何既保护好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又兼顾企业的利益，处理好网络环境下数字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是当前电子档案管理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电子档案数字化著作权归属 　　 　　企业档案馆（室）将馆藏资源数字化是否构成了对版权作品的非法复制以至侵权呢？馆藏档案数字化后通常都存储在磁盘或光盘上，数字化档案之所以要被保护的原因就在于其易复制性，从目前著作权法看，数字作品能否享有著作权保护的关键应在于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对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化是著作权意义上的复制行为，对原作品进行数字化只是将作品的原有形态进行数字转换，这种转换过程是机器完成的，并没有产生新的作品，其中并不包含人的创造性劳动。这与印刷传播技术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技术，如摄影、录音、影印等处理作品的过程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数字化后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作品数字化类似于翻译的演绎行为，数字化过程是从一种语言翻译成为另一种语言的演绎行为，也就是将人类的自然语言翻译成电脑能够识别的二进制代码。它和原作品不一定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如果将其还原，甚至还可能丢失一定量的信息，原因是数字化后的作品能够随意组合、增删及移位，而这一点是数字化前的作品无法做到的，因此，可以认为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具有独创性，相应的数字作品也就理所当然属于著作权保护的范畴。 　　相比之下，确认馆藏档案数字化转换是“复制”行为的依据更加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5条规定“翻译，指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这里虽未明确指出“语言文字”是否包含二进制数字编码，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出的《关于伯尔尼公约议定书的备忘录》第31条的IX明确规定“在公约里，翻译的概念过去和现在都针对实际语言即人类语言”，我国作为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显然也应以此为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这里虽可以包含不同的理解，但根据我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复制指把软件转载在有形物体上的行为”，这一定义显然包含了数字化行为。另外，从国际立法趋势来看，国际上也倾向于将作品数字化认定为复制行为。1995年9月，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专门工作组推出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1996年8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制定的《关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若干问题的条约》实质条款的基础提案等，都认为作品数字化属于复制行为，则数字化权也应归属复制权，馆藏档案数字化权的归属、内容、行使和限制则可比照复制权中的有关规定。既然把数字化看成是一种复制行为，数字化后作品的著作权就将仍属于数字化前的传统作品的著作权人，那么从事数字化工作的人，其价值如何体现？按照《著作权法》，如果数字化工作人员在数字化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即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观点，运用自己独特的选取和编排材料的方法，赋予作品以新的组织形式和表现方式，则可以依法享有对数字作品的著作权。从数字化方式来看，如果仅仅是将传统作品数字化，是纯粹采用扫描及文字录入的方法简单地将作品数字化，这种方式没有任何创造性，毫无疑问是一种复制行为。另一种情况是在作品数字化的过程中融入了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例如进行了别致的界面设计等，那么对于数字化后所形成的作品具有创造性的包装、设计及存在、传播方式等，数字化工作人员应该拥有这方面的著作权。 　　 　　电子档案的数字化利用 　　 　　当代著作权保护范围越来越广，并与专利权、商标权等其它知识产权一起被关贸总协定纳入国际贸易体系中，充分表明了《著作权法》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看，馆藏档案信息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信息；二是受版权法保护的信息。 　　不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不适用版权保护的作品和已到保护期限的作品两个方面。我国不适用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一是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