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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再思考 　　[摘要]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已经实施了15年，该法实施的十五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目前理论与实务界均批评《行政诉讼法》有着许多的缺陷，并提出了诸多的修改建议。作者对其中一些建议提出了若干反思，认为目前该法确实需要修改，但是步子不能迈得太大。特别是对行政法院的设置，完全司法变更权的确立，受案范围的划定标准，行政和解制度的引入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行政法院行政和解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7)03-0005-03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法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该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至此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行政诉讼法》实施的15年是民主与法治在中国获得极大发展的十五年，她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诉讼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为此，全国人大将《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提上了议事日程。 　　目前理论与实务界均批评《行政诉讼法》有着诸多的缺陷，亟待完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行政诉讼法》是一都非常好的法律，它的制定出台本身的意义远大于它所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法律规则的意义，规定在现行《行政诉讼法》中的一些制度是与当时的国情相符合的，现在提出对其进行修改也是为了适应国家形势的转变。经过15年的发展，有关行政诉讼制度理论的研究不断的深入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奠定了理论基础，公民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政府观念的转变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奠定了思想基础，通过各级行政审判机关的不懈努力，在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审判的经验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奠定了实践基础。这些都是进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有利条件。总结过去，许多人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出了各自的建议。而我则要对这些建议提出一些自己的反思。 　　 　　一、“行政法院”的设置――“新瓶装旧酒”后仍然是换瓶不换味 　　 　　在我国，由于体制的原因，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到行政机关的诸多制约，为了解决行政审判过程中行政权的不当干预保持行政审判的独立性，避免现行行政诉讼中存在的“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的无奈，有人建议效仿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审判模式设置“行政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置最高行政法院，由最高行政法院以及一些下级行政法院(跨行政区)来专门审理行政案件，认为这样做可以提高审级，增强行政法院的权威性，避免行政审判的地方化。对于设置“行政法院”有许多人从各个方面表示了异议，我只想从以下方面对设置“行政法院”表示一些质疑：“行政法院”的设置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独立的问题。行政审判要想获得独立必须有赖于整个司法的独立。然而在我国整个司法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情况下想通过“行政法院”的设置来单纯的获得行政审判的独立是不现实的，充其量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可能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效果，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保持现有的行政审判机构下通过提高行政案件的审级和实施交叉管辖来解决部分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行政审判的独立问题必须靠整个法治环境的改善以及司法独立的实现。匆忙地设置行政法院以求行政审判独立，对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可能带来巨大的改革成本。制度的生成有赖于民众的心理认同，不断变革的行政审判体制反而不能给中国民众带来一个稳定的心理预期，最终会伤害到司法的威信与法律的尊严。也许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地方。 　　 　　二、从有限的司法变更权到完全的司法变更权――司法至上主义的陷阱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且这种变更判决只对“行政处罚”并是“显失公正”的才予以适用。这被我们称之为“有限的司法变更权”。有些人认为有限的司法变更权不利于有效的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司法最终干预的原则，容易导致循环诉讼以致降低了行政诉讼的效率。所以建议拓宽司法变更权的范围，把诸如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调解等一系列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变更权的范围，并且放宽司法变更权的适用条件，只要是有失公正(不需要显示公正)就可以变更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我们把这称之为“完全的司法变更权”。在司法实践当中有限的司法变更权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当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某个行政处理决定时，行政机关以各种理由又重新作出了与原来相同的行政处理决定，当事人不服又向法院起诉，法院又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但行政机关又拒不采纳法院的意见，再次作出了相同的行政处理决定。数次反复，这样在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展开了拉锯战，争议并没有得到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