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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服饰研究文化视角与理论架构 　　学术史的发展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规律。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在90年代以后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逐渐消歇，传统学科的逐渐边缘化已为学界有目共睹。但是，正如当年的“文化热”本身并不是由学术中人所首倡和自愿一样，传统学科的边缘化也并没有过多地影响真正有志于此的学者们的研究积极性。当整个80年代的学术风气在纵横捭阖的“写意”之中缺乏追根索源的“工笔”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楚文化研究人员，致力于小处着眼，“拿足证据”说话，在《楚文化史》、《楚文化志》以后，联合专家们写成洋洋十八部的《楚学文库》，再现了“惊采绝艳”“彪炳千秋”的楚学风华。而当90年代学术界纷纷进入“学术”考证，“思想”日益淡出之际，楚文化研究者们在长江中游扎下硬寨，进而在时间上往后开拓，在空间上向上游与下流延伸，在1995年召开了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标示着长江文化研究工程正式启动。大家认识到：离开了长江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全面深入地研究长江文化，不仅有利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而且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长江经济文化带的生成与发育，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巨大的实践价值。十年耕耘，终于结出硕果，出版了2000多万字、50多部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摆在案头的这部由刘玉堂、张硕合著的《长江流域服饰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部。 　　这部著作是第一部流域服饰研究专著，填补了此前相关研究的学术空白，并为“后来者”提供了若干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范式。以前的中国服饰研究，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对中国服饰历史变迁的总体研究，包括服饰的起源、发展、变化历程等，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黄能馥、陈娟娟合著的《中国服装史》等；第二种是断代服饰研究，如张末元的《汉代服饰参考资料》等；第三种是对中国服饰与传统文化的意义关联的研究，如华梅的《服饰与中国文化》等；第四种是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专门研究，如戴平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等；第五种是区域服饰研究，如彭浩的《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朱新予的《浙江丝绸史》等。《长江流域服饰文化》则以长江流域范围内的服饰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发生、发展、演变历程，研究流域服饰文化与流域文化的关系，探讨流域服饰文化在中国服饰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这个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开创意义：从流域范围观照中国服饰文化，是学术研究从微观层面走向宏观层面的必经之路；这部著作超越了区域服饰研究如荆楚服饰文化、吴越服饰文化、巴蜀服饰文化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的总体特征，探讨了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而与北方黄河流域服饰文化作了比较，这就是对于抽象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服饰文化研究的“具体化”。我个人认为，成功的中国服饰文化史研究，至少要建立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服饰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江流域服饰文化》是一部重要的具有学术开拓意义的著作，填补了流域服饰文化研究的学术空白，同时其重要的中观层面的研究范式，对于接下来的其它流域的服饰文化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该著第一次将长江流域的服饰发展历程梳理成“史”，重点研究了早期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的独特性和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而对东汉以后独特性不太明显的长江流域服饰文化则一笔带过，全书结构详略得当，言简意赅。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和黄河流域的人们一样，已经初步认识并且利用动植物纤维制作衣服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纺轮数量多，品质精，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熟练掌握了纺线技术，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木器可以认定是原始的织布腰机。同时，此期长江流域的佩饰不断出土，品种丰富，造型精美，艺术成就绝不亚于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的服饰特征鲜明，风格独具，该著选择了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国墓地、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和以湖北地区为主的楚国墓葬为论述核心，进行了精当细致的研究，再现了先秦时代南方服饰文化的绝代风华。西汉长江流域服饰文化“既承秦制，又袭楚风”，该著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及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服饰文物作为观照对象，阐释、验证了上述观点。东汉以降，直至清朝，各个朝代的服饰被严格限制在舆服制度的框架之中，长江流域服饰文化因之特征不彰，风格不显。倒是居于地理位置的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造型别致，色彩明丽，饰物精美，源远流长，该著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长江流域服饰文化》论证严谨，每下一义，都有深厚的“证据链”作为支撑，真正做到了历史文献、出土文物与民情风俗相结合的“三重”论证。历史文献方面，从先秦两汉的《礼记》、《周礼》、《释名》、《三礼图》，到晋代的《颜氏家训》，再到唐代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通典》，到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玉海》，到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