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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声音遗产保护新探索 　　自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正式将非物质遗产纳入到博物馆工作中以来，讨论声音遗产的范围与保护就成了博物馆工作者面对的一大问题。我国在声音遗产的调查和保护保护方面还处于落后阶段，对声音遗产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还模糊不清。本文在对成都市区境内声音遗产调查和收录，以及创建网络声音博物馆的基础上，结合博物馆理论以及方法，总结出了声音遗产的一般特征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认为，保护声音遗产，传播其文化和深刻内涵，仅仅通过收录保存声音资料远远不够。只有保护其生存环境，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留存问题，于是，建立以声音遗产为中心的生态博物馆才是声音遗产保护的未来发展方向。 　　声音，作为信息的载体，几乎和人类社会的所有文明活动有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知道的声音最常见的形式包括音乐和口头传授等。例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早在希腊文明形成前几百年就已经产生。因此，荷马史诗是在一个文字尚未形成的时代诞生的口头创作，它是由说唱艺人们集体创作和代代流传的产物。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在1765年说过：“过去在整个西方世界，都非常不通文学知识，文学完全凭口头传授，就由于这个很简单的原因，凡有文学流行的国家，都几乎没有书写的观念。”古代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十分重视听觉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譬如上古时代的一首情歌――《侯人歌》。它留下来的歌词只有短短的4个字：“侯人兮猗”。意思是“那个等待的人啊。”在这四个字中，能够表达情意的实际上只有“侯人”二字，“兮猗”是感叹词。但是，就靠这两个字，唱出了对爱人的殷切期盼，是中国上古时代音乐的代表，成为上古音乐史中南方音乐，也就是所谓“南音”的开山之作。除此之外，宋词、元曲都与说唱艺术有关，章回小说等也是大多以说书的形式在民间传播。 　　我们不难看出，在思维、意向等信息的传达与交流中，语言比文字有其不少优越之处。它更本能、更随意、更具即时性，因此也更加方便。这就是为什么声音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时间内在文化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原因。而且，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声音正不断以新的形式丰富着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因此，研究与保存声音资料，对了解人类社会文化，阐释文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侵袭严重，社会变迁迅速的时代里，大量饱含文化信息的声音正在离我们远去。当传统的声音逐渐失去话语权，当说书、山歌、部落篝火前口述千年的故事正在从耳边消失时。我们是否应该做些什么，以便为人类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答案是肯定的，即便传统声音丧失了受众，失去了生存环境，它依然可以被人类学，被现代声学所重视。声音永远不会远离文化，文化也离不开声音。 　　声音由于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因此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记录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的重点研究就在于声音博物馆，或者说是声音档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实物遗存。现如今，许多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都已到耄耋之年，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潜心研究、学习并传承这些声音遗产，许多我们现在看来耳熟能详的声音，实际上已经处于被逐渐遗忘的境地，“人亡艺绝”可能性极高。因此，我们所构想的声音博物馆，将利用录音、拍照等方式，全方位生动地记录这些不知哪一天就会消失的城市中富有地方特色的声音，以及民间戏曲、唱腔等声音遗产，形成关于声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子档案，实现城市记忆与社会记忆的传承，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亟待完善的部分。 　　声音档案是一个几乎涉及到所有社会、人文学科的概念。无论是从社会的经济以及文化角度来看，还是从研究历史的眼光去关照。它对各学科的启发作用致使，对声音档案的研究可以上升到一个复原、模拟人类社会的高度中去。尤其是在现代多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原本只能借助单人传播的声音资料，现在依靠着声像记录和网络传播媒介，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形式。这使得传播学家必须从现代的网络文化中去寻找口头文化的发展以及传承形式。以上的论述，仅仅说明了声音档案在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意义。事实上，对于公众来说，声音档案有着丰富多彩的普世价值。在教育上，声音档案是历史资料中最鲜活佐证。它能让人在枯燥的，被主义史观包裹的历史中寻找到时代大环境下的生动细节。声音资料，它时光倒流般的带入回归感，能让人站在一个当事人的角度去感受历史，而非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带着刻薄与批判去审视过去。也正是由于声音的鲜活能力，声音记录才能在这个网络时代，依旧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 　　通常我们认为，博物馆中的“物”就是展柜中的展品，然而随着博物馆业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的观念与新的实践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博物馆“物”的含义也渐渐变得不那么单一。“声音博物馆”无疑赋予了声音“物”的内涵。在我们看来，事实上，声音与其形成的社会大背景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