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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耕地保护社会责任及对策分析 　　摘 要：耕地是一个典型的准公共物品，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收益，而且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非生产性功能。这在客观上要求耕地保护不仅仅是农民的责任，更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外部性理论、准公共物品理论和产权理论三个方面看，强调我国耕地保护社会责任更有其必要性。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全社会耕地保护意识，分担农民耕地保护成本，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监督机制。 　　关键词：耕地保护；社会责任；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F30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5―0119―05 　　 　　一、引言 　　 　　作为一个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低的国家，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但多年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实效却不容乐观。“十五”期间全国耕地净减少9240万亩，全国人均耕地降为1.4亩。［1］面对如此严峻的耕地保护形势，如何提高耕地保护的效果，及时调整和完善我国的耕地保护策略，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直以来学术界致力于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研究，如钱忠好对现行的中国农地保护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了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2］曲福田等认为我国耕地减少的原因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客观需要一定的代价性耕地损失，但应尽量避免过度性损失。［3］李边疆等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个体理性支配下的博弈行为是耕地保护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4］郭春华则认为我国耕地保护的多个主体――国家或政府、农民集体、农民个人和用地单位，在追求目标上存在差异性，导致其在耕地保护中的行为明显不同。［5］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耕地保护进行的研究，已形成一种基本共识，即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下，耕地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业生产效益的低下、耕地保护主体的实际缺位、耕地非农化制度的不健全三个方面，这些原因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耕地保护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个别地方或部门为了局部的短期利益，而置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于不顾。 　　耕地是一个准公共物品，为公众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非生产性功能，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耕地保护作为公共目标和全社会的责任，并采取了一系列社会化保护措施，这既提高了全民耕地保护意识，又较好地处理了社会经济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当前我国耕地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必须提高全民的耕地保护意识，明确耕地保护的社会责任，进而采取一系列的社会化扶持措施，以改善耕地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这是关系到耕地保护成败的关键因素。 　　 　　二、我国耕地保护的社会责任依据 　　 　　1.耕地保护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并由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加以丰富和完善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概念，外部性一词在经济世界里被广泛地使用。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个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有第三方或者更多方在没有他们许可的情况下获得或者承担一些收益或者成本，这就是外部性。［6］根据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含义，我们可以把耕地保护的外部性理解为耕地保护的边际私人成本或边际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或边际社会收益相偏离，土地使用者对耕地保护所带来的收益被其他社会成员分享。耕地的合理保护所带来的这种良好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土地使用者的收益中却得不到完全体现。 　　诚然，耕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产出功能，能给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这个经济行为具有排他性，可以为经营者独享。但是耕地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重要资源，其作用远远不是单纯的经济生产效能，而是其强烈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且表现出很强的“积极的”(或“正的”)外部性，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耕地的社会稳定作用。无农不稳，粮食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是国泰民安的基础，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政治舞台上，粮食早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斗争武器，一些西方国家在粮食贸易中不但索取高价，还往往要附加政治条件。因此，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匮乏，尤其要警惕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受制于人，而要自力更生。 　　稳定的耕地面积是粮食总产稳定增长的基础，只有保持稳定的耕地面积和质量才能保证粮食总产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进而保证社会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大计。因此，耕地保护无疑在全社会人们的心中是一颗“定心丸”。 　　第二，耕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在我国，虽然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