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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公诉证据标准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不同解读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起公诉意味着国家正式宣布启动追诉犯罪的程序,并通过随后的程序作出影响被告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裁判。因此为了保证公诉的质量,法律通常对提起公诉的条件作出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司法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恰恰是,何谓“证据确实、充分”,何谓“证据不足”?对此,刑事诉讼法规定得比较抽象、笼统,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很难达到统一的理解。针对上述条文中“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法律规定,有部分研究者将其解读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并针对该标准的设定所持有的异议,就该标准是降低还是维持,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①。还有部分研究者则将其解读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同样也针对该标准是降低还是维持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②。然而,我们发现,尽管上述人士对“证据确实、充分”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是其主要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相似的,即都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法律规定出发,在结合国外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加以论证。我国《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是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还是证据标准,上述两派似乎谁也没有给出让对方信服的说法,出现了少有的求同存异现象。 　　然而,根据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智囊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解释,我们也仅仅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指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属实和证据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这样的条文说明,在之后的“立法理由”中也未见到关于该问题的进一步解释③。 　　《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法律规定是证明标准④,还是证据标准?对该问题的争论虽然没有改变我国刑诉法的现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虽然这两种称谓只有一字之差,但却蕴涵着提起公诉的不同指导方针。不同的称谓体现了公诉工作的不同重心,合理界定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的内涵和外延对我国当前的公诉工作有着重大影响。 　　 　　二、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比较 　　 　　多数研究者通常将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放入“证明标准”或“证明要求”等命题中加以研究,在“证明标准”这一流行语在当前诉讼法学界认可度日益上升的背景下,“证据标准”的使用频率与“证明标准”相比,则少了许多⑤,而这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述两种称谓在当前社会的知晓与认可程度。正如上文提及的对《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法律规定不同的称谓体现了公诉工作的不同重心,一字之差,则是价值的不同选择。因此,有必要厘清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一)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联系 　　1.基础事实部分重合。根据控审分离原则,检察院提起公诉是启动审判程序的前提,检察院的诉讼主张制约着法院的审判范围,尽管法官有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但审判所依据的基础事实不能超出提起公诉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之外。此外,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基于被告人或其辩护人的质证或反驳,检察院提交法院的证据不能全部作为判决的依据;而法官针对控辩双方争议事实调查所得的证据又作为新的事实,成为判决的依据。因此,二者所依据的基础事实部分是重合的,基础事实的同质性,显示出两种标准的同源性。 　　2.行为主体部分重合。前者的判断主体是检察官,侦查机关往往将案卷和证据移送到检察院之后便完成刑诉法规定的任务,剩下的则由检察官综合案件的总体情况来衡量案件所收集到的证据是否足够指控犯罪,是否达到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后者的判断主体则除了审判法官之外,还有检察官本人,因为作为控诉方,检察官要想说服法官采信自己的主张,就必须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而这一过程往往包含了检察官自我说服的过程,即检察官起诉前以及诉讼中作为判断主体确信自己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可以说服自己,存在合理的定罪可能性,在此前提下,才会提起公诉。因此二者的判断主体部分重合。 　　3.确信标准部分重合。对于二者而言,作为基础事实的证据要符合以下要求:首先,据以定案的每一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性;不具有客观性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据标准,更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其次,每一证据必须与待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即使客观存在,也不符合证据标准,更不符合证明标准。再次,所有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法定要求,即具有合法性;不具有法定证据形式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资格,当然也不符合证明标准。 　　4.前者可以转化为后者。在审查起诉阶段,前者是检察官提起公诉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