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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券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思路 　　摘要：教育券理论源于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兼顾了部分公平的特征。本文分析了教育券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城乡差距过大，尚不具备教育券大范围推广的基础。但可以借鉴教育券独特的财政预算资金支出路径，建立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均衡化投入的教育券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实现区域范围内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教育券；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Ｇ5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843（2006）06－0076－04 　　 　　 　　一、教育券理论与国内实践 　　 　　1955年，米尔顿?弗里德曼(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教育券的思想。 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主要内容是：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可以选择公立学校也可选择私立学校，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面值相等的现金流入。 　　弗里德曼认为公立学校中所存在的这一切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在教育中干涉过多，而家长和学生的选择自由却太少，因此，通过市场机制促进教育发展的教育券思想也应运而生。弗里德曼认为政府有投资责任，但没有具体管理责任，通过择校鼓励学校进入市场竞争，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作为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同样信赖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所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世界上部分国家已推行了教育券制度，有的是举国推行，如哥伦比亚、智利，有的是部分州、县试行，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这些教育券的实践，都结合了本国特点，各有特色，同样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经验、也有教训。 　　中国在2001年由浙江长兴县首度试行教育券。与美国的教育券思想不同，中国的教育券实践虽然受美国加利弗尼亚州等地教育券实践的启发，但中国的教育券实践一开始就表现了与美国不同的中国特色。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教育券侧重于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引导和帮扶贫困学生入学，浙江长兴县发行的三种教育券正是这种类型。教育券随即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之后，浙江杭州、温州、湖北监利、云南大理、广东佛山等地都进行了教育券实验，学术界也是观点不一，争论不断，有积极赞成的、有谨慎看待的、也有坚决反对的。 　　国内的教育券实践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的教育券实践一直处于较小范围内进行“无伤大雅的尝试。”地域上仅以县为试验主体；资金安排上，教育券的金额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很低，基本没有进入财政拨款的常规项目；在教育券的内容设计上，也往往以职业教育、特殊教育、贫困生帮扶为主。造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有： 　　首先，作为地方政府而言，教育体制创新存在政治风险。地方政府希望在教育发展中有所创新、有所改革，但教育券大范围的推广存在较多的政策障碍，比如“教育券”制度提倡的学生自由择校则与目前教育部“强制就近入学”政策存在冲突，“教育券”制度必然使学校具有一定的定价收费权，这与教育部目前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政策、高中阶段的“三限”政策也存在冲突。在较多政策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一方面希望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体制创新背后的政治收益与风险因素。 　　其次，“教育券”制度背后的价值基础更多地是强调效率。弗里德曼教育券关注的是教育的效率问题，倡导教育的市场化。美国有充足的教育资金投入，缺少的是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教育券制度引进市场机制、促进私立教育机构的发展，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如同我们发展个私经济一样，更多的关注了经济效率，而非公平。当然涉及到公平的，一是学生的平等择校权，二是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的平等竞争权。中国虽然也有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但义务教育阶段更主要的问题是解决一亿中小学生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的就学问题，而不是富裕家庭的择校的问题。试想在一个义务教育经费不能正常保证的地方，家庭又能分担得起多少教育的成本？市场化不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良方，学生择校最终结果是学校择学生。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教育券要大范围推行仍需谨慎不无道理。 　　第三，基于目前大部分县（市）财政的普遍状况，推行“教育券”制度缺乏物质上的支撑。中国目前大部分地区中小学教育普遍投入不足，在地方财政投入不足的背景下推行以效率优先的教育券制度改革，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试图通过教育券这一形式实现义务教育的市场化，以解决地方财政困境，必然会危及义务教育的稳定性。湖北监利县的教育券改革就是典型的例子，监利县在发行教育券时，“全县没有一所中小学不负债”，政府将教育经费均等发给每个学生，将学校出让给某集团公司，对负债实行债转股，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义务教育领域，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