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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中对作者意图辩证处理 　　作者意图在文本解读中到底如何处理已成为一个难题。一方面，国外的“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都已证明作者意图不能作为文本解读的依据，且这两种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和语文界都已经得到认可，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分析文本要联系文本创作意图在中国传统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孟子首创“以意逆志”的解释方法论，这是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的心理解释方法论，它与“知人论世”结合起来，建立起文化经典解释方法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即便今天，它对于语文文本解读仍然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评判价值。那么，到底如何来对待作者意图呢？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作者意图被排斥在文本解读依据之外的原因。 　　对作者意图攻击最猛烈的是英美“新批评派”的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他们在其合著的《意图谬见》一文中认为作者意图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作品，仅仅是“当时的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①。而现在作品早已脱离那个语境，所以再现当初作者的意图已经没有意义。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即使作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离作者创作很近，有的作品的作者意图也无法把握。因为作者创作过程中，其意图隐藏于文字表达，并不显露直白，就像“新批评派”所说的：作者的“意图”往往是一种“非公开的”“私有的”“为作者自己所特有的”，这是难以“通过所有构成文化和语言的事物而被发现的”②。再加上有的文学语言含义丰富多解，读者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经历、体验去理解作品，其理解当然和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图存在着差距。比如2009年福建省高考语文采用了《寂静钱钟书》作为阅读试题，然而该文作者周灿人试着做了一遍题目，总分15分中却只得到了1分。他很不满地说：“我是作者，我做不出来，是我对自己的文章把握不好吗？他们可以指责一个答错题的学生不了解文章，总不能指责一个作者不了解自己写的文章吧？”作者的这番质疑随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批评者将矛头直指中学语文教育。无独有偶，2011年福建省高考语文阅读题《朱启钤：“被抹掉的奠基人”》 也由于类似原因被社会所关注：作者甚至无法得到该题的一半分数。其实，从“新批评派”“意图谬见”理论来看，这很正常，因为由于复杂的原因，有的作者意图确实不能作为理解文章的唯一依据，否则就不会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既然这样，出卷人的理解（参考答案）完全可以与作者不同，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有的作品的写作意图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搞不清楚。比如《雷雨》，曹禺在《雷雨》序言中明确讲一开始创作时是没有动机的。再比如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也说过，她准备写一部小说时常常不知道到底要写些什么，也怀疑大多数作家在一开始就知道小说的创作方向，她用《善良的乡下人》这篇小说为例来说明她的写作过程。《善良的乡下人》的主人公是一个三十来岁的老姑娘乔伊，因为小时候腿被炸断所以装着一条假肢。乔伊有哲学博士学位，认为自己聪明，所以非常自负，但没想到一个自称为“善良的乡下人”的推销圣经的年轻人几句甜言蜜语就俘虏了她，把她诱骗到一个谷仓里，调戏她还拿走了她的眼镜和假腿。奥康纳是这么说的：“我开始写那部小说时，并不知道里面会有一个有一条木腿的女博士。有天早上，我在写两个我较熟悉的女人。我给其中的一个安排了一条木腿，我又加了个推销圣经的人物，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小说中将会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会去偷那条木腿，直到我写了十几行后才有了这个想法。但这个主意一形成，一切都变得那么必然。” 　　有时候作者虽然知道自己的创作意图，但是对意图的表述前后会出现不同，这也会导致读者取舍时的无所适从。比如《边城》，这个小说正式完成是1934年，完成后沈从文写了一个题记，发表在1934年4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从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城》的创作初衷是为了给那些“真知道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的人看的。而他在这部作品里要表现的是“将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虑，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显然，沈从文想要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什么梦幻或者理想，而且这种现实是“忧虑”，是“不可知的命运”。《边城》初版两年后，《从文小说习作选》由上海良友公司出版，沈从文写了一个代序，其中写到《边城》“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它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现在大多数老师把第二种说法作为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但奇怪的是作品表现出来的意义倾向又明显与第一种创作意图更为相近，尤其是在表现“不可知的命运”方面。 　　更让读者为难的是，有的文学作品是作者瞬间情绪的抒发，读者很难确切知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