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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四大误区 　　人为拔高、架空分析、主观曲解和迷信权威，是长期以来存在于我们语文教学“文本解读”过程中的四大误区，甚至可能还是我们有些研究者、教材编写者和教师的“思维定势”。文本解读要想真正走近作者、走近教材、走近学生，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就必须走出这四大误区。 　　 　　一、拔高 　　 　　河北容城中学李强老师在(中学语文教学)2006年第4期上发表(我们是否也在“拔高”)一文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鲁迅(自嘲)一诗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句的理解存在着人为“拔高”的现象，完全脱离了诗歌的标题“自嘲”和作者写这首诗的背景。读完很受启发，也深有同感。 　　近日，偶然翻阅苏教版高一新教材的一种配套讲义，其中编有清代诗人袁枚写于赴陕西任职途中的《马嵬》一诗：“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编写者通过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本诗要表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同情百姓的悲惨遭遇，有君为轻、民为贵的民本思想”。看完之后，我有一种自愧不如之感，专家的分析果然不同凡响，高屋建瓴。因为我从诗中只能看到作者因为去陕西赴任，面对妻离子别，内心有这样一种惜别的伤感，丝毫也看不出他的“君为轻、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我想，如果不是我的学识浅薄，就极有可能是编者在人为“拔高”。 　　事实上，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类似的“拔高”现象我们还见得少吗?教参在“拔高”，研究者在“拔高”，我们的教师也在“拔高”；“拔高”作品的思想价值，“拔高”作者的思想境界，似乎不“拔高”无以显示水平。本来学生的生活阅历和认识水平就很有限，如果我们的教师还在任意“拔高”，将文本高高置于学生的认识之上(而且还是人为的)，远离学生的实际，把文本解读搞得玄而又玄，那除了让学生坠入云雾、如听天书以外，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实际效果呢?比如，有教师在分析(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的思想时，运用的是西方精神分析大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应该说，分析是很透彻的，但太高太玄了点，学生始终也听不明白。因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本身就是很玄乎的，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最终导致文本解读的“无效教学”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文本解读不是拔得越高越好，相反，文本解读应该契合作者的思想实际、文本的写作背景、作者的创作目的，更应该契合学生的生活阅历和认知水平，只能是学生“跳一跳，够得着”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在对一些内容艰深的文本进行解读时还要适当“降低飞行的高度”。一味地“拔高”，只能适得其反。 　　 　　二、架空 　　 　　不久前，某市组织了对市级学科带头人申报者课堂教学能力的考核，本人有幸担任评委，一共听取了7位教师的公开课，课题是高中语文第四册中节选自王实甫《西厢记》的《长亭送别》。教学中，授课者几乎无一例外都将目光投向了文本中的诗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分析、鉴赏文中的几支曲子。这本来无可厚非，但问题是，《长亭送别》是戏剧，而非纯粹意义上的诗词，对于其中的曲子鉴赏，不能脱离了“戏剧”的根基来架空分析其表现手法、表达效果以及营造的意境等等，而应该“用戏剧的眼光来看待戏剧的语言”，其曲子鉴赏的指向应该是人物的心理、人物的性格乃至矛盾冲突。如果置这些于不顾，那《长亭送别》岂不是可以编人诗词单元?是为脱离了文本的架空分析。 　　也是在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的，文章作者针对文本中的“花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花瓶”在剧中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并且洋洋洒洒罗列了诸如“花瓶的易碎象征了国民党政权的岌岌可危”等六大方面的象征意义。新则新矣，但我始终觉得太空泛，很难令人信服。我之管见，“花瓶”就是“花瓶”，它无非是个道具，是剧中矛盾冲突的一个载体，即使把“花瓶”换成“手表”之类也未尝不可，我们总不能再去分析“手表走时不准象征国民党政权抗战不力”等等象征意义吧?其实，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就是借“花瓶”这一小小的道具，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来表现作者对在抗战的日子里人们不去投身抗日，却在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无聊争论的讽刺。此外，我便再也看不出还有什么特别深的象征意义了。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我们都已司空见惯。我们也曾告诫过学生在分析文章时不能脱离了作者的思想、写作的背景、文本的实际，但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总也避免不了会走进这种架空分析的怪圈，原因何在? 　　 　　三、曲解 　　 　　一次外出听课；一位教师在分析庐隐的散文《雨前》的表现手法时，试图通过王国维的名言“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来帮助学生导出本文所运用的“象征”手法，但结果足足花了12分钟时间也未能如愿，场面令人很是尴尬，也令人瞠目结舌。因为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要表达的是“景随情迁”“物随情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