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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分析三种取向 　　摘要：教科书分析主要有三种取向：意识形态取向、工艺取向以及教学取向，不同取向的教科书分析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不同的分析对象或内容以及不同的方法。 　　关键词：教科书；分析；取向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7)05-0010-04 　　 　　教科书是课程领域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是承载法定知识的法定文本，是学生学习的最重要材料。对教科书进行分析是教科书出版、选用以及使用所必需的环节。依据分析的方法和目的不同，教科书分析主要有三种取向。 　　 　　一、意识形态取向 　　 　　课程知识不是中立知识的组合，而是权力竞逐的结果，因此，教科书是政治性的，其内容必然有着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使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呈现客观知识的自然科学类教科书也是如此。对教科书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就是意识形态取向的教科书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分析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在西方有谢弗(sehaefer)、杨(Young)、伯恩斯坦(Bernstein)、阿普尔(Apple，M.w.)、安扬(J.Anyon)、瓦克(s.Walker)、巴通(L.Barton)、佛兰兹(N.Franzier)、萨德克(M.Sadk-er)、斯利特(Christine E.Sleeter)、格兰特(Carl A.Grant)、布尔迪厄(Bueidier)、米尔斯(Milth)等；中国台湾有黄政杰、陈伯璋、欧用生等；中国大陆有吴康宁、吴永军等。 　　谢弗在《学校研究》1965年秋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省、价值标准和社会学科教科书”的论文，对93本美国教科书做了研究分析。他使用频率统计和内容分析法对这93本教科书的内容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努力向学生灌输某些抽象的政治准则(如平等、民主、自由和宽容等)；特别强调爱国主义、国家至上的政治观念，目的在于让学生们接受当时的社会现实；强调国旗是一种政治象征和国家的骄傲；同时也鼓吹英雄的重要作用。教科书并不论述政治效忠、政治参与等复杂问题，而是教育学生要忠诚、利他、有知识，告诉学生他们的政府是一个为大家谋福利的政府，公民要努力不辜负政府对自己的期望。谢弗还发现，这些教科书并不论述如何评价人们在政治辩论中提出的看法和要求，对舆论问题和如何利用舆论也一带而过。就是说对美国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冲突都有意避开而不予讨论，相反对美国社会的优越性则大加强调，这样就把美国社会描述成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冲突的宁静而幸福的社会，并告诉学生他们一定能从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中获益。 　　阿普尔在《意识形态与课程》等著作里系统论述了意识形态与课程关系紧密，认为课程知识实质是意识形态的体现，是为了保护和再生产当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而由统治阶级任意建构起来的，课程知识的研究应该是意识形态的研究。他还进一步认为对教科书进行分析是阐明课程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对教科书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现行教材内容蕴含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洞察到文化、价值、观念是如何渗透到课程中去的。比如，他通过对美国社会学科教科书的分析发现，提供给学生的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政治结构和过程，强调对国家的忠诚与爱，却隐藏着社会中的对立、冲突和争论。基于对课程史和教科书的深入分析，他认为，“学校的知识形式，不论是正式的或潜在的，都含有权力、经济资源和社会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组成或选择课程知识的标准是依据广泛的知识体系和组织原则而确立的。这种选择，即使是无意的，也都是根据指导教育者思想或行动的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前提而做出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探讨学校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虽不是直接探讨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功能，但还是间接而有力地论述了教科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文化资本。他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1)具体的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资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他还认为，文化资本具有再生产思想与社会地位等事物的功能，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通过“文化专断”与“符号暴力”来传递统治阶级的文化，贬抑或削弱其他阶级的文化，通过“霸权课程”进行“文化资本”的分配，以保证统治阶级的文化资本的合法化与再生产。作为“霸权课程”的最重要载体的教科书，无疑承载了统治阶级的合法“文化资本”，担当起向学生“展示”统治阶级文化的重任。可见，教科书是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