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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侦查模式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我国当前的侦查模式是“混合式”侦查模式,偏向于职权主义,带有“侦查任意性”倾向,显示出“重打击、轻保护”的缺欠。改革侦查模式,避免冤假错案,侦查模式下的相关法律制度亟待完善。本文选取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题,立足于本土司法资源,旨在源头上规范侦查措施,弥补立法空白,重点在于增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推动侦查模式的转变,使“混合式”侦查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变。 　　〔关键词〕侦查模式;刑讯逼供;非法证据;程序正义 　　〔中图分类号〕 D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4-0060-06 　　 　　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收集确实、充分的犯罪证据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刑事诉讼最终惩罚犯罪的诉讼目的的关键阶段。[1](258-260)尤其是在追求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双赢的法治目标下,侦查程序的正当性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确保侦查权的有效运作,另一方面要确保侦查权的审慎行使。一国侦查模式的设计是否符合该国的刑事诉讼理念,以及侦查模式下的相关法律制度是否完备,便直接决定了该国是否能真正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一旦侦查权滥用,不仅会对随后的公诉、审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在程序制裁缺失或者权利救济不力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 　　 　　一、 我国侦查模式的不足 　　 　　侦查模式是指行使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的主体在相互关系上所呈现的状态。一般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侦查权的分配;二是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三是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四是辩护律师的参与范围。[2](288) 学界普遍认为,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侦查模式,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的纠问式侦查模式。而我国情况比较特殊,既不属于对抗式侦查模式,又不属于纠问式侦查模式,而是兼具二者之特点,或可称为“混合式”侦查模式。然而,这种“混合式”的侦查模式尚未将对抗式与纠问式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而是更偏向于职权主义。目前,侦查不过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而设计的单方面的追诉活动,带有非常强的行政行为色彩。更有学者将我国侦查权力的运用制约不足而呈现某种随意性的状况,表述为一种“侦查任意主义”倾向。[3] 其本身缺乏诉讼应当具备的指导理念,同时也缺乏中立的参与裁判者以及后续的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便使得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在侦查阶段大量存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之后的权利救济也得不到实现,不容忽视的违法证据进入审判阶段,从而造成冤假错案。 　　杜绝刑讯逼供、避免冤假错案,与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确立并严格遵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能在源头上遏制“任意主义”的侦查。因此,笔者认为,在比较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立足于我国本土化的司法资源,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但保障了被追诉方的合法权益,更推动我国的侦查模式更快的向当事人主义转变。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基于非法证据而产生的。证据之所以被称为“非法”,是由于证据在取得之时违背了其应当遵循的规则。简单地说,在取证的过程当中有两方面的规则必须遵守:首先,在证据条件方面,证据的取得必须有合理的根据;其次,在程序条件方面,证据的取得要经过司法的审查,另外,取证的机关必须履行一定的司法义务,同时,在取证手段上也必须严格遵守一定的限制。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两方面的规则所取得的证据才能称之为“合法”,相反,只要违背了上述任一条规则,就是非法证据。因此,非法证据可以说是等同于非法取得的证据。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英文一般称为排除规则(the exclusionary rule),就是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则。根据该规则的要求,警察通过侵害公民宪法性合法权利的方式所获得的证据非法,无论其是否确实,法院都应禁止其出现在法庭上,成为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此类证据出现在法庭上,法官应当立即排除其证据效力。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确立以来,被诸多国家所采用,规定进刑事程序法当中,用于控制侦查阶段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作为保障人权的一条重要防线。例如,《日本国宪法》第35条规定,“违反令状主义进行搜查、扣押而取得的证据,不仅违反宪法,而且违反了宪法所要求的正当程序,因而必须排除;以刑法上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作为收集证据的手段而取得的证据,也应予以排除;此外,依照刑事诉讼法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搜查和扣押,也可以认为是符合排除法则的”。[4](30) 日本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应该排除的证据限制在违反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