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贫困减缓效应研究.docVIP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贫困减缓效应研究 　　摘要：选用2000～2012年的数据，采用FGT指数测算了民族八省区城镇居民的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贫困减缓效应，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民族八省区的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有了很大的缓解；其次，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显著的贫困减缓效应，但短期内其对贫困减缓起抑制作用；再次，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减贫的“涓滴效应”处于扩大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致贫的主要因素，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很好的贫困减缓效应；最后，提出民族地区城镇居民贫困减缓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贫困减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民族地区；城镇居民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6.05 　　中图分类号：F0636；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6-0019-05 　　贫困减缓是世界性难题，联合国千禧年计划将其列为八大目标之首，各国政府为此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2亿多人口的脱贫，为世界的减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尤其在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现实，减贫之路更为复杂、更具有挑战性。消除贫困的首选途径无疑是经济增长，但大量研究表明，近年来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涓滴效应”持续下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推进减贫战略的重要举措。 　　1 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结构对贫困减缓的影响上。Hasan和Quibria研究认为在东南亚对贫困减缓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业部门，但服务业部门则是拉丁美洲减贫的主要动力来源[1]；Ravallion和Chen对中国1980～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业对减贫的贡献远超其他产业[2]；Montalvo、Ravallion提出“经济增长模式假说”，认为相对于总体经济增长而言，经济增长部门构成和劳动力密集程度将对贫困减缓产生独立影响[3]。也有学者对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平等程度对贫困减缓有显著抑制作用（Ravallion和Chen，1997；Ravallion，2004；Ravallion，2010），但Dollar和Kraay研究发现不平等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贫困减缓效应影响不大[4]；此外，教育、经济开放度等也将对经济增长的贫困减缓效应产生一定影响，但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例如Tilak研究认为印度的中高等教育对贫困有显著的减缓作用，但初等教育会加剧贫困率的发生[5]，而Mughal通过对巴基斯坦的研究发现教育能够很好地实现贫困减缓[6]；Bird认为贸易对低收入者的贫困减缓作用不大，但对高收入者的贫困减缓有显著影响[7]，Conway通过研究发现在贸易开放的短期及中期，其对贫困减缓反而起阻碍作用[8]。 　　国内对贫困减缓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财政政策等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方面。主要代表性文献有：李小云、于乐荣等运用2000～2008年中国省际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对贫困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就经济结构来看，农业部门的贫困减缓效应更大[9]；张萃从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视角入手，分析得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贫困有显著减缓作用的结论[10]；张凤华、叶初升也认为三次产业发展对农村贫困有一定的减缓作用，但不同产业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减贫效果存在差异[11]；李金叶、周耀治等以新疆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明显，但收入分配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12]；毛伟、李超等考虑了政府干预对减贫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门槛效应，政府干预的贫困减缓效果不明显[13]；张伟宾、汪三贵认为农村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意义非常明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公对减贫的负面影响[14]。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角研究贫困减缓的文献较少，刘军民通过分析提出我国的减贫战略需向“赋能式”综合扶贫、“预防型、保障型、发展型”多维扶贫方向转变，重点指出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义所在[15]；张琦、任航等以青海玉树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机理[16]；单德朋、郑长德系统梳理了相关文献并构建了经济发展方式贫困减缓效应的微观机制，得出经济发展方式能够通过产业构成和劳动力密集程度对减贫产生影响[17]。 　　由于各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所以国内外相关文献关注的侧重点是农村贫困问题。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变迁等使低技能、低收入的城镇居民更容易失去原有的工作岗位，相对农村居民，这类城镇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成为潜在的贫困者，而且由于城镇居民有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