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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视阈下构建和谐社会道德根基探讨 　　摘要：“民为邦本”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在以为人民服务为道德核心的社会主义社会，它既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根基；同时被赋予时代内涵的“民为邦本”也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关键词：民为邦本；和谐社会；道德根基；鹄的 　　 　　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1]而要建设和谐文化，就离不开对中华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民为邦本”作为中国古代的治国之策，同时也形成了民贵君轻、敬德保民的道德传统。今天，将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民为邦本”同样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的根基和鹄的。 　　 　　1.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道德自觉 　　 　　“民为邦本”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政治思想，古代治政典籍对其重要性有大量的论述。如《礼记?大学》说：“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唐朝张九龄《千秋金鉴录?劝民》说：“民者国之本也，惟本固而后邦宁，邦宁而后国治”等。 　　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土地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耕种土地的农民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就成为立国之本。故孟子有“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2]，民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朝代的兴衰与更替：“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3]殷商的灭亡，让周王朝总结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道理，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先秦诸子虽然各持不同政见，但在民本这一问题上却无二致。由此，民为邦本、敬德保民，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治国之策，更成为统治阶级执政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不只如此，“民为邦本”还由统治阶级的道德自觉进一步演化为中华民族忧国忧民的优良道德传统。春秋时期，这种“重民”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民轻神”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恤民为德”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儒家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系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4]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将此思潮总结提炼为“为政以德”，如此，才有了《大学》的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在这种道德观念的熏陶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张载等成为国人爱戴和敬仰的道德榜样，并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仕人形成忧国忧民、关心民生疾苦的中华传统美德。 　　当然，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观，其立足点完全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目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民众终究是“至贱”、“至愚”的，是“夫民之为言也，瞑也；萌之为言也，盲也。”对此，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的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曾尖锐地指出：“然则儒家主张民权之证据有之乎？曰:亦无有也。民权云者，人民自动以执行政权之谓。儒家虽言得民而王，得乎丘民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而非能治之主体也。”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真正成为可能。 　　 　　2.社会和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古代的民本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但并不能使中国古代政权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宿命。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民主就是跳出黄炎培周期率的新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偏重对GDP的追求，以至出现了经济发展区域失衡、诚信缺失、生态危机等社会不和谐因素，尤其是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等问题。为了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人享有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党的十六届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原则就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是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人本理念一脉相承的，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统一性，始终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本质。 　　另一方面，《决定》继续坚持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强调“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主张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同时强调发展的协调性，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体现了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内涵。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