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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法律对策 　　摘要：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构建存在重大行政决策判定标准不统一、决策者规避法律风险、终身追诉与诉讼时效不衔接、追究程序启动标准模糊和追诉对象不明等问题。 为更好地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应当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平衡鼓励探索和规制决策权；化解诉讼时效冲突，实行终身追诉；明晰责任追究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引入行政连带责任，明确追责对象。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责任追究；行政问责 　　中图分类号： D920.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5 　　近年来，由于重大行政决策失误或不当导致严重社会后果的事件频频发生，如被戏称为“季挖挖”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再如被称为“规划之神”的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此类行政官员在重大行政决策时充满了肆意妄为，给城市发展带来了重大创伤。为更好地行使民主监督权，规制决策者的行政权力，有必要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为此，在追溯我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指出我国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必要性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对策。 　　一、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现代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发端于西方，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了对传统问责模式的改革。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理念成为新趋势。 　　“我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自建国以来就已存在，但囿于当时的行政体制和法治状况，一直没有得到重视。”[1]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步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方面矛盾加剧，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的案例层出不穷。在打击腐败、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增强公众参与的时代呼应下，政府开始了对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初步探索。具体表现便是1990年我国首部《行政诉讼法》的诞生，使得依法行政原则得以确立，限制和约束行政权力有了法律依据。2003年是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关键一年。由于“非典”事件爆发，包括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两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利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短时间内、大范围地追究官员的责任，加速了我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发展步伐。2004年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二十字方针：“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同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这些都加速了制度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的建立。2008年2月，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意见》，提出要“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将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构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及责任倒查机制”。这是我国首次提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是对以往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的继承和深化，对完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充满了现实意义。 　　二、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必要性 　　（一）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能有效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负责任是现代政府应具备的基本特质。责任政府更是意味着政府应及时回应和满足公民的正当要求，负责任的使用权力。只有对公民负责且权利受到限制的政府才是责任政府。”[2]构建责任政府是行政法治的要求，也是行政法“责任行政原则”的具体体现。为此，当政府决策存在重大失误或不当，造成严重后果时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尤其是法律责任。在担责期限上，应当终身追究。构建重大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有利于杜绝短期的政绩观，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