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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缺陷和完善 　　在我国，取保候审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提高诉讼效益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有罪推定的潜意识”、“权力本位价值理念”、“诉讼功利主义动机”的影响，我国取保候审存在着适用条件给定的过于笼统、保证金的收取随意性太强、取保候审缺乏救济程序的缺陷。下面笔者就相关缺陷和弥补措施谈一下自己肤浅的观点。 　　 　　一、我国取保候审存在的缺陷 　　 　　1、对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给定的过于笼统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主要规定在第51条、第60条、第65条、第68条、第69条、第74条、第75条。由以上条文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的规定是非常笼统的，对于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没有作出科学详细的界定，这导致取保候审很难操作，同时该法也没有规定不得适用取保候审的规定，这不得不能说是立法的一个缺陷。为此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做出了以下补充：《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实际上这一补充规定也过于笼统，何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办不办取保候审可以说完全在于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个人主观判断。 该规则同样没界定何为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再来看《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4条规定：“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应当说的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从法的分类上讲，该规定属于规章，从法的渊源上讲，部门规章不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正式渊源，因此该法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作用有限，再者，该64条：“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泛泛规定暴力犯罪不得适用取保候审的规定不科学。暴力犯罪是指使用暴力手段（包括以暴力相威胁），以特定的、不特定的人或物为侵害对象，蓄意危害他人人身、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犯罪行为。其基本特征为具有明显的暴力性质。这里所说的使用暴力手段，既可以通过器械、武器、爆炸物等，还可以借助于犯罪人本身的身体。由此可见，轻伤属于暴力犯罪但在实践中轻伤是可以办理取保候审的，同样寻衅滋事罪也大多具有暴力性，但实践中也可以办理取保候审，因此泛泛界定暴力犯罪不可取保候审不科学。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37条第4项规定“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可以取保候审，但何谓患有严重疾病规定过于笼统，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的规定。1990年12月31日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中只列出了准予保外就医的30多种疾病，但是对于什么是“严重疾病”也没有明确予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10条对“严重疾病”的解释是“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但在取保候审时是不是应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中的“严重疾病”的范围来界定，我国立法和司法部门未予明确规定。 　　2、对于保证金的收取随意性太强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把收取过高保证金问题认为是侵犯人权的一种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受经费困难等因素制约，公安司法机关在保证金的收取上，存在收取过高保证金的问题。这与我国立法对保证金收取规定过于宽泛有关。《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75条规定:“保证金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4条规定:“采取保证金担保方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经济状况和涉嫌犯罪数额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1000元以上的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1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起诉指控犯罪的性质、情节、被告人经济状况等因素，决定应当收取保证金的数额。”可见我国法律对保证金数额规定不具体。仅规定最低数额为1000元，但没有规定上限。受诉讼功利主义的影响，导致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倾向于收取过高的保证金。实践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一、办案人员对保证金的数额出口是价，不同的办案人员对同样的案件收取的保证金数额不同。二、办案过程中对保证金讨价还价现象普遍，保证金的最后数额往往是办案机关和当事人“拉锯战”的结果。这一方面容易导致腐败，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使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