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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先生学术研究中三个关键词 　　理解王一川先生是有一定难度的，他作为我国第一批文艺学博士，新时期以来活跃在学术界，学术思想一直处在发展与变化状态。自1980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他已出版了若干学术著作、主编多部著作和教材，在文艺美学、影视学等领域发表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3）：标举体验美学；第二阶段（1994-2002）：建构中国语境下的修辞论美学；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激活传统诗学中的体验美学，重构兴辞诗学。回顾这一学术之旅的路径有很多，这里不妨从他的专著的书名入手。从王一川先生的专著书名看，“体验”、“中国”、“修辞”这三个关键词多次出现，其中“体验”出现了3次，“中国”出现了5次，“修辞”（含语言、本文、汉语、杂语、兴辞）出现了9次。我以为，这三个词勾勒出了王一川先生学术思想的演变轮廓，也体现了他的一些重要学术品格，如重视体验、面向文本、聚焦中国等，表征了他的诸多学术创新。因此，下面不妨遵循这三个关键词的引导，对王一川先生的学术思想作简要考察。 　　 　　一、体验 　　 　　相关著作：《意义的瞬间生成》（1988）、《审美体验论》（1992）、《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2001）、《文学理论》（2003） 　　在王一川先生看来，“体验”不同于一般“经验”，而是人生意义的瞬间生成，是人超越此在的有限性而飞升到内在澄明之境的中介。用他的话就是：“体验体验，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在文学理论的课堂上他多次从阅读的角度强调了“体验”的意义：“学习文学理论，需要从个人的文学阅读记忆开始。因为，文学对人的作用归根到底是依赖于诉诸个人的阅读体验的。搜寻我们自身的文学阅读记忆，有助于从文学与人生的联系上思考文学的社会角色。”早在1986年，王一川先生就开始了对“体验美学”的探索，他提出：艺术不应只是对于现实的“再现”或“反映”，而根本上应是人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的表达；正式踏上“体验美学”的研究之路，是从王一川先生的博士论文《意义的瞬间生成》（1988）开始的。在这本论文中，他梳理出了西方美学的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由亚里斯多德开创的注重一般审美经验或审美意识的“经验美学”；另一条是由柏拉图发端的突出深层审美体验的美学，他称为“体验美学”。比较而言，“体验美学”更贴近艺术的内在审美特质，而在以前，我国美学界对这两条线索一直是混为一谈的。《意义的瞬间生成》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西方体验美学”，阐释了从柏拉图到马尔库塞的体验理论，这部论文在1987年通过答辩时获得了蒋孔阳、胡经之、乐黛云等评委的积极评价。 　　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王一川先生的困惑在于：相对经验美学，体验美学虽然很有魅力，但用它来分析现有的文学艺术现象却很难。这时，在牛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1988-1989）给他带来了转机，他的研究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学，从纯理论思辩转向文本批评，但他仍然牵挂着体验美学，13年后王一川先生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2001)一书中延续了对体验的思考，他提出：现代性并不应只是理解为一种思想、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状况，而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国人在现代世界的新的生存“体验”，应该“回到中国现代性的地面”――体验，这里的“体验”作为中国人的具体生存境遇，既是一种历史现实，又是一种审美现实。从体验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化不是以军事史、政治史、思想史的方式展开，而是以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展开；从体验的视角出发，王一川先生对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作了新的探索，具体地分析了王韬、黄遵宪、李宝嘉等文本中的现代性体验状况，并将其分为惊羡体验、感愤体验、回瞥体验和断零体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既然和现代性体验交织渗透在一起，那么，也就不妨打破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时限，称其为“中国现代性文学”，这样，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端就不是1919年，也不是1898年，而提前到了1840年。这本专著开拓了一种文化、体验与审美互通的阐释格局，构成了一种广阔的现代性诗学视野，使得“文化体验”问题成为了现代文学和诗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命题。 　　王一川先生后来提出的“兴辞诗学”，也和这一阶段对中西方体验美学的研究有着直接关系。他的《文学理论》（2003）在中外对话的基础上激活了中国的体验美学――兴辞传统，抢救和转化了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范畴――“感兴”和“修辞”，并和体验论美学、修辞论美学、认识论的主张相整合，结合文学的主导属性、文本层面、阅读层面、文化类型、批评阐释各方面，构建了“感兴修辞”文论（“兴辞”文论），认为文学是“一种感兴凝聚为修辞、修辞激发感兴”的艺术，赋予了“感兴”与“修辞”这两个古典文论范畴以强大的张力和现实意义，为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