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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安全理念开启地区合作实践 　　20年前的1996年4月26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通过平等协商，在上海共同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以下简称“信任协定”），并于次年4月24日签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以下简称“裁军协定”）。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署，不仅结束了中苏边境地区遗留下来的危险状态，而且开启了对欧亚地区产生深刻影响的“上海进程”。在地区及世界政治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总结这一至今仍充满生机的地区合作进程，对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和继续维护地区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转化冷战“负遗产”的成功尝试 　　黑龙江省虎林市珍宝岛，地处亚寒带针叶林气候，夏季平均气温22℃。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这座仅有0.7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为夏季游客云集的旅游胜地。但是，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由这个地名联想起来的，恐怕首先是发生在1969年的那场中苏武装冲突和弥漫全国的“反修、防修、备战、备荒”气氛。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上的边防哨所，因一首军旅歌曲《小白杨》闻名全中国。也是在1969年，一场武装冲突就发生在哨所前布尔干河河床里。年轻的中国边防战士用生命维护了国家的尊严。至今受到来自全国各地人们的瞻仰。这两起分别发生在中苏边境地区东段和西段的流血事件，成为当时中苏关系的缩影。尽管双方几经外交斡旋而脱离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但意识形态对抗和军事力量对峙却伴随着边境谈判的唇枪舌剑持续了20多年。 　　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与原苏联的“法定继承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是继续强化这样一种对抗关系，还是摆脱这种紧张关系的束缚，建立一种对彼此有利的新型关系，这是一个既重大又紧迫的抉择。解体的超级大国继承者们第一担心的，是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的“历史清算”。虽然彼此都明白，减少宿敌和化解历史恩怨是最佳选择，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有着诸多法律、观念和政治上的障碍。如“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原12个机械化步兵师基础上，又增加了陆军55个师，空军、防空军24个师，海军13万人。加上在蒙古国的苏联驻军，中国的北方边境真可称得上面临着陈兵百万的军事压力。当然，中国方面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了防范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全面防御体系，并进行了“全民皆兵”的战略动员。当把对方视为最危险敌人的中苏双方将军事对抗的准备一再升级至临界水平时，对抗的一方主体却突然消失了。持续多年的谈判主体发生了变化，化解边境紧张状态的努力是否继续下去？如何继续下去？这是摆在中国及与中国有共同边境的原苏联国家面前最直接的问题。 　　1991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履行与原苏联政府签署的各项条约、协定和有关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并希望原苏联的各有关共和国在独立后仍能履行此前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各项条约与协定。1993年2月，中国与俄、哈、吉、塔以“五国两方”的特殊谈判阵容举行了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会谈，双方在尊重和继承中苏时期边境谈判成果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1995年中、俄、哈、吉、塔五国草签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6年4月，五国元首在上海共同正式签署了该协定。一年后的1997年4月，五国元首再次聚会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两个协定不仅结束了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军事对峙状态，使中国东部、北部、西部7000多公里边境上的紧张状态得到缓解，而且推出了一种结束军事对抗和化解冷战遗产的非破坏性模式，开创了在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国家间依靠建立高度政治互信解决共同关注问题的先例，并由此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地区安全构建思路，也就是后来逐渐清晰化、系统化、机制化的“新安全观”。这是对传统意义上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对别国和世界构成威胁前提下的旧式安全观的质疑，是对片面安全观和结盟安全观的批判，这一思路为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重建产生了深刻影响。 “上海五国”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 　　上述两个协定签署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热情邀请其他四国领导人于1998年到阿拉木图继续商讨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一倡议马上得到各方积极响应，上海、莫斯科之后由阿拉木图的接力使五国元首会晤向机制化论坛过渡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阿拉木图会晤成为“上海进程”持续推进下去的重要节点，在上海和莫斯科两个协定建立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上将五国互利合作推向更广泛的领域。而且从此在共同签署的文件行文中，将“双方”改为“各方”。随后在1999年和2000年，五国元首会晤分别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和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其间，中亚地区另一个大国乌兹别克斯坦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了这个逐渐机制化的地区性多边对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