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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花儿与少年引发伦理思考 　　【摘要】笔者由湖南卫视热播真人秀节目《花儿与少年》发现近期国内真人秀节目对伦理题材的偏爱，并且发现了一些对伦理题材过度消费的现象。结合传播学和娱乐伦理学知识，笔者对其进行归类整理，试图发掘其规律，强调大众媒介寓教于乐的社会责任，启发业界和受众的思考。 　　【关键词】真人秀节目伦理题材伦理消费 　　一、国内真人秀节目偏爱伦理题材 　　2014年4月，湖南卫视继《爸爸去哪儿》后，推出明星真人秀节目《花儿与少年》。《花儿与少年》将节目形式定位于明星姐弟自助旅游真人秀节目，节目组规定有限的旅行经费，由5位年纪稍长的女性艺人和2位年纪较轻的男性艺人组成姐弟旅行团，在没有经纪人和助理的情况下，由艺人自己设计和完成海外旅行任务。 　　“亲子、姐弟、恋人……”，和传统西方真人秀节目热爱探险、生存题材不同，近期国内真人秀偏爱利用设置伦理关系制作节目。比如在去年大热的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栏目中，5位明星爸爸在三天两夜72小时的户外体验中，需要单独照顾子女的饮食起居，并和孩子一起共同完成任务。在全方位无死角的镜头下，这些观众印象中的导演、模特、演员、运动员不再是程式化的形象，而是以一种生活化的形象出现在荧幕上。这个节目迎合了当下社会对于高压职业环境下“回归家庭”的价值观，同时也表现出了双职工家庭所面临的夫妻双方责任分工的困境。 　　《花儿与少年》选择设置姐弟关系。参与第一季节目的7位艺人，按年龄排位分别是郑佩佩（68岁）、张凯丽（52岁）、许晴（45岁）、刘涛（36岁）、李菲儿（27岁）和张翰（29岁）、华晨宇（24岁）。除李菲儿外，其他四位女艺人在年龄上都大于两位男艺人，此所谓姐弟旅行团，5位女艺人分别被称为“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妹”。节目组通过年龄搭配和称谓设置给这个旅行团营造出了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其实这有意营造的“家庭”场中内含职场伦理和性别伦理。 　　1、职场伦理 　　7位艺人本身同属演艺圈，年纪和资历不同，彼此算是同事甚至职场前辈和后辈的关系。这一点在韩国TVN电视台的《花样姐姐》中感受最为明显，只要年龄较大的艺人出现，其他艺人都会起身鞠躬问好。该节目中的“四姐”李美妍在其他姐姐面前无论是措辞还是仪态都相当谦逊，而“大姐”尹汝贞在“弟弟”李胜基表现不好的时候可能会高声斥责。两相比较，由于中国当下社会习惯和几位艺人性格的关系，《花儿与少年》中的职场伦理感并不十分强烈。第一期节目中，参与录制的艺人们在北京塞万提斯语言学校第一次见面，6位艺人只是较为尴尬的报了自己的名字，甚至没有人领头说互相介绍正式的认识一下，镜头拍到了许晴用微信跟朋友说“我们就在这儿傻坐着”。 　　2、性别伦理 　　《花儿与少年》在“姐弟”的角色基础上还安排了“导游”和“会计”的角色分工，其对应的分别是“弟弟”张翰和华晨宇。而这样的安排在节目一开始就遭到了几位“姐姐”的质疑和反对。无论是身高183cm，近而立之年的张翰，还是年纪轻轻就拿下“快乐男声”年度全国总冠军的华晨宇，在这些“姐姐”们看来不过是“被宠坏的男人”。一开始做派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张翰甚至直接被“大姐”郑佩佩称作“少爷”。英语流利、海外经验丰富的郑佩佩、领导范儿十足的张凯丽以及体力惊人、无所不能被冠以“贤妻”美誉的刘涛，这些女性艺人很快“夺权”成为这趟旅程的实际主导者。耐人寻味的是，不像其他女艺人那样独立干练，自称“生活白痴”，全程随性放松“用灵魂旅游”的许晴，展现出了不同于端庄荧幕形象的小女人的一面，被一些网友认为是“耍大牌”“公主病”。 　　当代中国女性依然受到男权制伦理文化的束缚。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男权制度的统治之下，现代女性虽然已从传统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在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上其实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道德的影响。在西方女性伦理学看来，诸如正义、公正、勇敢、独立、自信、坚强等美德，多数体现于公共领域，是女性缺乏的。而女性作为私人领域的活动者，与其相连的道德关键词多为：同情、怜悯、关怀等，它比作为公共领域的男性道德要低。这样一种发展不完全的道德造成了当代中国女性的伦理困境：一方面女性要求自身的平等地位，能够与男性一样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却总是受到传统的和现代的缺乏女性独特关照的伦理观念的束缚。这导致女性在试图摆脱男权观念束缚，毫无顾忌的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必然遭遇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失稳的问题，而遵从传统观念的要求又会使女性降到从属的地位上去。这种伦理困境和面临的现实矛盾，不仅存在于女性本身也自然反映到了社会无论男女对女性选择和作为的期待上。正如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于无性中的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