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循吏和酷吏治政策略.docVIP

略论汉代循吏和酷吏治政策略 　　摘要：从治政策略来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代循吏崇尚德治，以仁爱教化治民，以化人心为务，治理效果显著，深得民心；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汉代酷吏则崇尚刑法，以严刑峻法治民，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无法赢得民众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循吏的德治和酷吏的法治在实践中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最有效的治政策略是德刑相济，将道德和法律两者结合作为统治手段。 　　关键词：汉代；循吏；酷吏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177－03 　　 　　就治政策略而论，汉代官吏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循吏，他们崇尚德治，以仁爱教化治民；另一种是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酷吏，他们专任刑法，以严刑峻法治民。成帝时期，陈留太守薛宣在答吏职时说“吏道以法令为师”，琅邪太守朱博也说过“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由此可知，汉代对“吏”的基本要求是执行法令，礼乐教化并不在吏的法定的权限之内。不过，汉代朝廷并不反对官吏推行礼乐教化的行为，因此是成为仁爱教化的循吏，还是成为严刑峻法的酷吏，可由各人的思想和性格来决定，这两种官吏在治政策略和治理效果上都存在很多差异。 　　 　　一 　　 　　汉代循吏往往与儒家经典有很深的渊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如文翁精通《春秋》；龚遂、召信臣、刘宠都是以明经入仕；任延、仇览都曾在太学学习经书，12岁的任延由于表现突出，有“任圣童”之誉。儒家治国的主要手段是德和礼，汉代循吏崇尚德治、重视教化的治政策略鲜明地体现出儒家的德政思想。 　　汉代循吏重视教化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景帝时期的文翁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为蜀郡守时，建立学官，并采取措施鼓励学官弟子，“由是大化……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通过学校教育来推行教化的做法不仅得到武帝认同，而且在全国推广实行，由此可见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再如光武帝时的桂阳太守卫飒“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来教育“不知礼则”的民众，结果是期年间，邦俗从化……视事十年，郡内清理；平帝时的交?n太守锡光和光武帝时的九真太守任延则以移风易俗著称，他们“教导民夷，渐以礼义……领南华风，始于二守”。当然，史书对儒家的教化作用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循吏重视教化的事实。 　　汉代循吏不仅重视对人们进行礼乐教化，而且亲身实践儒家这种以德化民的思想，效果显著。如东汉的鲁恭、吴?v、刘宽等循吏是“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汉代循吏身上还具有强烈的自责意识。如韩延寿为左冯翊时，有兄弟为田产争讼，他自责“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于是“人卧传舍，闭?x思过”，直到他们悔过息讼为止。许荆为桂阳太守时，蒋均兄弟为财产争讼，他认为“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于是“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韩延寿、许荆的自责行为带有感化他人、促使他人反思的因素，因而它既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严格要求，也是一种以德化人的统治方法。相信民众的道德自觉，也是德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循吏在这方面也不乏其例。如宣帝时，渤海由于灾荒“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新任太守龚遂就“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I?^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龚遂相信盗贼是为饥饿所迫，并不是甘心为盗，具有德化的基础，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做良民就既往不咎，这显然是运用儒家的德治之术来治盗，与酷吏严酷诛杀盗贼的方法截然不同。 　　由于循吏崇尚德治教化，力求以德服人，不尚刑法，所以深受吏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们往往视循吏如同父母，宣帝时的南阳太守召信臣被称为“召父”、光武帝时的南阳太守杜诗号为“杜母”就是明证。汉代吏民对循吏的爱戴主要表现在为他们立祠祭祀和立碑颂德方面，如西汉的蜀郡守文翁、南阳太守召信臣，东汉的洛阳令王涣、桂阳太守许荆等循吏逝世后，吏民都为他们“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东汉的须昌长章翊则是“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吏民送别离任循吏的感人场面也体现出他们的深得民心，如合浦太守孟尝离任时，“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东平陵令刘宠离开时，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这些记载足以表明，民众对循吏有浓郁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这是因为循吏能够用仁爱教化治民，所以才能够如此得人心。 　　 　　二 　　 　　从酷吏的出身和所受的文化教育可以得知，酷吏往往很少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如义纵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二人都是强盗出身；张汤、杜周则是由文墨小吏起家，这些酷吏都是极少涉及儒家经典。与循吏的崇尚儒学不同，酷吏大多喜欢法家思想，这也与他们的性格特点有关。如酷吏阳球“性严厉，好申韩之学”；樊哗“政严猛，好申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