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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化冲突 　　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是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其社会的管理思想当然也以儒家的管理思想为主导。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深，传统的民族管理精神的负面因素日益彰显，并逐渐被以人为本的科学的现代管理精神所取代。 　　 　　一、从以名正实到以实正名 　　 　　在古代儒家的管理思想中，以名正实的观念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①。他把“名”即周礼置于第一性的位置上，并用它去纠正发展着的“实”，显露出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管理上的保守主义倾向。汉代的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不仅强调“名”先于“实”，“实”顺乎“名”，而且明确主张把“名”看作判断“实”之是非曲直的根本标准。这一观念成了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一项基本内容。 　　如果用现代管理术语来描述的话，“名”也就是管理的概念、观念或原则，“实”也就是管理的事实、实际或实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②，即“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的内涵随“实”的变化而变化，“实”是检验“名”的根本标准。 　　正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才从根本上冲击了以名正实的儒家管理观念，确立了以实正名亦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使现代化的管理观念逐渐建立起来。 　　 　　二、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举 　　 　　儒家重义轻利的管理思想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③这里所谓的“义”，是指合乎统治阶级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露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见解，进一步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亡国、乱天下的后果。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行为规范和主体的物质欲看作是冰炭不相容的两极。重义轻利的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桎梏之一。 　　重义轻利的传统管理观念也影响到现代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一味抽象地谈论共产主义的道德即“义”，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现象不仅客观存在，而且逐渐被推向极致。其后果就是“文革”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管理几乎陷于崩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企业和其他生产团体的自主权的加强，也为合法的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以及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充分证明承认“利”的合法性是极其重要的。当然，在重“利”的基础上，也应该提倡重“义”，做到义利并举。这里的“义”，不再是与“利”尖锐对立的旧管理道德观念的遗留，而是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以及“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管理主体伦理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建设问题。这种“义”不是脱离历史条件的空洞说教，而是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并对“利”起指导作用的现代人应当具有的品质。 　　 　　三、从民贵君轻到民主管理 　　 　　在封建专制时代的国家管理形式中，民主的管理空气非常稀薄。孟子曾倡导“仁政”学说，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民贵君轻”的国家管理思想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争地位，而是为了加强封建君主的最高管理地位；从根本上来说，体现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当然，它在客观上是仍是有利于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的。“民贵君轻”的观念为后世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所倡导，成为民族管理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引申出“为民作主”、“为民请命”等口号。 　　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实施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民贵君轻”的管理观念归根结蒂――仍然是封建管理意识形态的附属物，因为“为民作主”的口号正好表明人民群众自己还不能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管理应当是民主管理，应当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所以社会主义的民主及法制建设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逐步使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化、法规化，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民作为国家、企业、团体的主人翁地位才真正有实现的可能。 　　 　　四、从因循守旧到开拓创新 　　 　　从中国历史上看，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钱穆先生说：“中国以农立国，五家之口，百亩之地，几乎到处皆然。父传子，子传孙，亦皆历世不变。”⑤与此相应的是，家长制式的管理关系和一成不变的封建纲常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