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山志在武当道教发展中作用.docVIP

略述山志在武当道教发展中作用 　　目前,流传于世的武当山志共有九部。其中,元朝1部,即《武当福地总真集》(以下简称《总真集》);明朝4部,即《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任自垣志》)、《大岳志略》(以下简称《方升志》)、嘉靖三十年《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王佐志》)、隆庆六年《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卢重华志》);清朝1部,即《大岳太和山纪略》(以下简称《王概志》);民国时期2部,即《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熊宾志》)、《武当风景记》(以下简称《风景记》);新中国成立后新方志1部,即《武当山志》。其基本情况见下表(1): 　　以上所列山志,尽管其所处时代不一、内容、记述顺序等有所差别,但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对武当道教文化的传播,并在武当山道教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百废待兴,振臂一呼――《总真集》。《总真集》是目前武当山流传于世的第一部山志。这部编于元初的山志不仅对后来的志书编纂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也为我们当今研究武当山元代以前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就该书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它对武当山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南宋时期,武当山是南宋王朝的北方边界,宋金、金元、宋元在这儿展开了150多年的拉锯战。1128年,金兵攻陷邓州、均州、房州。1231年,元兵攻入汉中、房州,1244年,元军在汉水北建立均州治所,南宋的均州治所则迁至武当山紫霄宫,双方多次交战。刘道明(洞阳道人)于元初入武当山修道,目睹了武当山兵燹造成的破败。庙观荒废路绝,紫霄宫“十五六年杳无人迹”。元朝建立后,元世祖为保护武当山道教颁发了“护持圣旨”,并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诏刘道明、叶云莱等武当高道进京,充任御前承应法师。后来,刘道明又受赐银印“充武当山道教提点”,任武当山护持。此时,有“道学进士”之称的刘道明既痛心疾首于百年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苦于武当山“百年之内三罹劫火,板既荡于前日,事渐泯于后来”,“山虽仰止,灵迹杳然;道统虽崇,变更数易”;但“幸天道好还,车书混一,讹言顿扫,正道遂行”,在元世祖保护支持武当道教行为的鼓舞下,刘道明一方面苦志修道,与鲁洞云、汪真思、叶云莱等著名高道共同努力,形成了南北道派交汇整合的新局面;另一方面他“搜摘群书,访求耆老”,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总真集》一书。此书“会万古之精华,敛一山之风月”,可谓风物备至,系统宣说玄帝事迹,“然非洞阳纪述详明,如指诸掌,则凡天下之奉道者,又岂能尽知其所自来哉”,“其有功于玄教大矣”。它的出现,对于传播武当道教文化、扩大玄帝信仰、重振武当山在全国道教中的地位,乃至其后元朝大建武当山,无疑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修武当,歌功颂德――《任自垣志》。元朝末年的战争,几乎将武当山的建筑化为乌有,“元末,宫观悉毁于兵”,武当山重又回到了零起点。但这时的武当山与元初大不一样了,武当道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扶持,已深入人心,武当山成为玄帝信仰的中心,“士女会者数万,金帛之施,云委川赴”。同时,由于明成祖认为其顺利登上皇位,是真武大帝保佑的结果,于永乐十年(1412年)启动了史称“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武当山道教宫观建设工程,“敕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统率军夫二十余万,敕建武当山宫观”,费以百万计,以13年的工夫,建成九宫九观等三十三处建筑群。为保证武当山“皇家道场”正常运转、长久不衰,明成祖、仁宗、宣宗等皇帝先后颁发了一道道圣旨,内容涉及宫观选址、建设的各个环节,以及道教的管理等。安排了提督内臣、提督藩臣统领全山事务,选派“高人羽士以住持看守”,“拨徒流犯人五百名,去那里做佃户,专一耕种供赡”,使武当道教得到空前繁荣。任自垣于永乐十一年(一说永乐十三年)就开始担任武当山玉虚宫提点,目睹了轰轰烈烈的武当山建设。永乐十七年,武当宫观落成,任自垣进京谢恩。约在永乐十八年,任自垣奉旨于京师领修《道藏》,至永乐二十年任自垣奉旨在北京领修的《道藏》完工后,升任武当玉虚宫提督。宣德三年(1428),任自垣升太常寺丞,统管天下道教。为留下这亘古未有的武当山建设场面,为玄帝信仰的发扬光大,为武当道教成为“皇家道场”歌功颂德,是任自垣创作这部志书的动机。 　　重温辉煌,意欲中兴――《方升志》。《方升志》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继永乐之后,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皇帝继位后,虽然都尊祖制崇信玄帝、管理武当道教宫观,但由于国运衰败,有些只不过是象征性地下下圣旨而已了。从宣德以后,武当山地区仅流民人数就已达150万人以上。虽然皇帝明文“护持仙山”宫观,但“虑恐日久愈加侵毁”。武当古建筑群虽有专人维护,但仍毁损严重。方升于嘉靖十三年受命为武当山提调,十四年到任。他遍游了武当山,了却了“少时则闻武当奇胜甲天下”“卒莫能往”的愿望,但此时武当山破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