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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移合理性与合法性及其完善 　　 摘 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移决定是在众多争议声中做出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对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归属争议观点的辨析出发,分析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能够对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移的程序及相关内容的完善提出合理建议,为我国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移的执行及今后的完善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逮捕权上移;制度完善 　　 　　2009年5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调查研究,最高检出台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并于同年9月20日正式施行。这是检察机关加强内部监督制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促进司法公正的又一重大举措。最高检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仔细权衡利弊后作出了“上提一级”的规定,这既符合我国的司法实际,也顺应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虽然对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仅仅是试行,但其所体现出的实际意义远远大于规定本身,在众多关于逮捕权归属的争议声中,该规定不但厘清了自侦案件逮捕权改革的方向,同时也是对如何加强内部监督的一种探索。 　　 　　一、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上移应然性的辨析 　　 　　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司法体制决定了同一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享有从侦查、逮捕到起诉的全部权力,由于内部监督缺乏透明度、强力性,因此,围绕着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权归属产生了诸多观点,而这些观点也间接的影响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理论上,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归属的主要观点有:“维持现状说”、“转交法院行使说”、 “事后备案审查说”、“转由上一级检察院行使说”。上述观点各有优缺点,笔者将对此逐条辨析: 　　(一)“维持现状说”坚持现有的审查逮捕方式,强调通过内部明确有效的职能分工来达到监督制约的效果。虽然当前的职务犯罪侦捕模式为有效打击各类职务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审查逮捕权均由同一级检察机关行使,缺乏刚性的监督制约,导致执法不规范、随意性大等问题无法避免。实践中过分强调打击,随意采用或者滥用强制措施,忽视人权的保障;强调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缺乏接受监督意识等。在行使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时,侦查监督部门往往对自侦案件的逮捕条件要求较低,决定逮捕率比较高,致使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不力,有“傀儡化”趋势。因此,“维持现状”既不能很好地回应来自理论界的质疑,也与司法改革的初衷相悖。 　　(二)“转交法院行使说”,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理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规定法院享有逮捕的决定权,而且由法院来进行司法审查也被英美法系等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因此法院行使审查逮捕权更显公正。但是结合我国司法实际,由法院行使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存在着以下弊端:1)职务犯罪的逮捕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会打破目前存在的审判权对逮捕权的制约架构,使得法院单独行使审查逮捕权时缺乏监督,导致权力失衡。2)法院行使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会影响法院的中立性,导致法院先入为主,走回“先定后审”的老路。3)法院行使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会使得法律监督从动态为主向静态为主转变,导致监督流于形式,同时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新的司法困境。因为,国外关于逮捕权归属法院实际效果并不佳,令状原则被虚置或者形式化,无令状的强制处分现在已经成为新的司法难题。 　　(三)“事后备案审查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逮捕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试行)》实行以来,人民检察院内部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备案审查制度,也确实对下级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对于防止逮捕权的滥用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移送逮捕和决定逮捕同出一家的弊端,而且备案审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一是备案中除非涉及到罪与非罪等关键问题,否则很难启动后续的一系列程序。至于逮捕的必要性条件,通过备案审查这种有限材料的书面审查难以把握。二是备案审查属于事后监督,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在最后发现问题并作出纠正时,原来的审查决定已经生效并执行,犯罪嫌疑人乃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已经遭受侵害。所以建立专门的备案审查制度意义不大。 　　(四)“转由上一级检察院行使说”。实践中,对于非自侦案件存在着“上提一级”的作法。上提一级可以通过上级机关的权威来监督下级机关的办案,发挥批准逮捕的法律监督职能。这种做法符合我国目前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格局,改革的阻力最小,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大案要案通常由上下级检察机关通力合作,上级检察院的侦查部门也会影响本院审查逮捕部门的审查逮捕工作,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对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移的构建和完善来克服的。[1] 　　通过对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归属争议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出,最高检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