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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轻刑化原因及对策建议 　　职务犯罪轻刑化,是指刑事审判工作中对职务犯罪量刑偏轻的趋势和状态。从2003年至2008年全国法院审理的职务犯罪案件看,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占39.7%;单处附加刑占0.52%;免予刑事处罚的占19.6%;其中适用缓刑率为48.7%。缓免刑和单处附加刑的共计占68.9%。轻刑化虽然有利于引导公民形成正确的刑罚观,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分化瓦解犯罪,但也有诸多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本文着重分析轻刑化的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一、原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 　　1.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普遍把法律工具化,即不考虑和尊重立法的本来意义与价值取向,在其字面意义的最大化范围内解释和理解法律,片面理解甚至曲解法律,把法律当做达成自己预定目的的工具。在逻辑上,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司法,不是根据事实查找相应的法律,再根据法律规定合理推导出裁判结果,而是预先设定裁判结果,然后穷尽法律手段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实际司法的过程就是为职务犯罪人开脱罪责披上了合法外衣的过程。由此法律就成为了一具没有精神的躯壳。 　　2.对职务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首先,职务犯罪致使权力的廉洁度普遍下降,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侵害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其次,职务犯罪同其他腐败现象共同作用,污染了公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第三,职务犯罪危及社会和谐和政权稳定。在近几年的民意调查中发现,反腐败成为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第四,造成腐败现象的恶性循环。 　　3.对刑罚功能的误解。刑罚功能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在具体量刑时,既要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实现特殊预防;也要考虑对其他同类犯罪的威慑和警戒,实现一般预防。轻刑化忽视了刑罚一般预防的要求,有违刑罚目的,不利于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4.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封建刑法中的八议、官当制度,这里面显然带有封建传统中“官可抵罪”影响。封建刑法中的议、请、抵、减、赎、官当制度实施几百年,使得一部分法官思想中仍然存有官职抵罪的错误认识,认为职务犯罪人被剥夺了职务,就是受到了严厉惩罚,因而在刑罚上可以适当减免。表面上可能没有谁公开主张这种思想认识,但骨子里的这种思想影响很难在短时间消除。 　　5.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误解。认为宽严相济就有宽的部分,依法对没有现实危险的职务犯罪人采取宽缓的处理方式,就是落实政策。没有从整个政策体系以及“宽”和“严”的重点不同等角度去把握和理解,而是为了达成自己预想的目的故意曲解法律、误读政策。 　　6.一些司法人员徇私枉法,故意曲解法律,为职务犯罪人开脱罪责,放纵犯罪。 　　(二)客观原因 　　1.法律条文界限模糊、幅度空间大。贪污贿赂犯罪是仅有的数个直接将犯罪金额作为量刑情节写入法条的罪种,此举对于惩治腐败,统一执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统一犯罪金额显然不够科学。况且现行刑法是1997年3月修订的,距今已近8年,原定的执法标准已与现实脱节。鉴于此,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几年前就已经内部提高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标准,量刑与刑法规定相比,必然显得过轻。 　　2.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存在瑕疵。据统计,2003年职务犯罪撤诉率和无罪判决率分别为3.71%和10.75‰,同期刑事犯罪分别为0.83%和0.88‰;2008年,职务犯罪撤诉率和无罪判决率分别为0.17%和3.44‰,同期刑事犯罪分别为0.08%和0.17‰。从2003年以来的数据看,两种犯罪类型相比,反映案件质量的两项数据差距都很大,反映了在案件质量上职务犯罪案件普遍低于刑事犯罪案件。对其中一部分证据不够扎实的职务犯罪案件,必然会在量刑时降格处理,检察机关基于相同原因也必然会软化监督职能,客观上加剧了轻缓化的趋势。 　　3.犯罪人对抗刑罚的能力强,司法机关秉公办案的压力大。与一般的刑事犯罪人相比,职务犯罪人及其家属的社会活动能量普遍较高,拥有较多的人际资源和其他资源争取更轻的处罚。对于发案单位和上级领导来说,为避免“一票否决”、用人失察的责任追究,以及避免“拔出萝卜带出泥”,也以各种理由向司法机关施加影响要求从轻处理。此外,职务犯罪人为保留公职,千方百计向法院活动说清或施加压力,一些法院和法官也基于此种考虑,通过处刑轻缓为其保工作。《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施行前,缓刑就可以保留公职,只要判处3年或以下徒刑就争取缓刑,所以缓刑比例高。2007年6月1日《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施行后,凡是判处刑罚的公务员都要开除公职,只有免予刑事处罚才有可能保留公职,因而此后的职务犯罪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急剧上升。 　　4.监督薄弱,甚至自身不干净。实践中职务犯罪一直是检察机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