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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行为经济分析及防范 　　摘的要：本文主要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方法――成本――收益以及博弈论，对职务犯罪的动机进行分析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法。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该部分总述了职务犯罪日益增加的趋势及其严重的社会后果；第二部分，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以及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职务犯罪活动产生的原因即如果犯罪收益大于成本那么对于一个理性的人会选择犯罪，反之则情况相反；第三部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建议即提高犯罪的成本。 　　关键词：等边际原理 机会成本 边际收益 精神收入 　　 　　1．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但任何事情都有二个方面，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有些人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腐败的现象也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且已经严重得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同时极大得损害了我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就拿高速公路为例。高速公路行业的暴利性导致了高速公路行业的商业化，商业化的结果是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道路通车，厅长落马”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反腐败领域的一大特点。官员前赴后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涉及的“社保案”相关联的沪杭高速之福禧投资32亿元特大案件，将交通腐败推向历史高峰。 　　 笔者在翻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发现，目前在我国利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此类犯罪的理论还很少，所以在这个方面有着极大的研究和现实意义。同时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能够有效得降低此类犯罪高发的趋势。 　　 　　2．职务犯罪活动产生的原因分析 　　职务犯罪，是什么动机诱使人们铤而走险加入到其中呢？无疑是为了追求利益。对一个经济人来说，如果从事职务犯罪活动的预期收入比成本高，那么他就会从事这项活动来增加自己的福利水平。反之，则他肯定会寻找其他的工作来增加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犯罪分子犯罪的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里所说的利益不光包括了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价值还包括非货币计量的价值即精神收入。精神收入主要是指非货币计量价值但却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如在空气清晰的地方人会觉得很舒服，或者你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现在我们把货币收入和精神收入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假设赚取利润的欲望驱使其做出某种生意的决定这里主要指的是职务犯罪，如果职务犯罪活动的总收入大于其成本，我们可以推定“职务犯罪是值得的”。犯罪者的收入是显而易见的，它等于其利用职权从事权钱交易所获得的收入，并加上其在此项活动中的精神收入。当然此时的精神收入对社会来说是负的。而成本的计算则略显麻烦，利用职务犯罪的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是指，权力所有人由于其权力的有限性往往不能自己独立完成某项交易，这时他必须借助更高的权力所有人来完成此交易，这个过程他所需要支付的一切费用，当然这里还应包括平时维系关系的一切费用。通常利用职务犯罪还会发生隐性成本。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从事此项活动使得他不能以其他方式获得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利用职务犯罪的人在进行权钱交易的生意上花费了30个小时，那么在这30个小时里他能够创造的价值即为从事此项犯罪活动的隐性成本。同样重要的是，犯罪分子必须承担可能由逮捕带来的隐性成本――丧失自由活动的权利。当然被逮捕的成本是很难估计的。假设被逮捕后的惩罚后果非常严重或者说为终生监禁或者死刑，这可能是此项活动的最大的隐性成本。但事实并非如此，严厉的惩罚能否带来极大的隐性成本取决于犯罪分子被逮捕的风险有多大。如果逮捕的风险大，隐性成本也会因此增大。相反则隐性成本也会相应的减少。最后，可能犯罪分子还会有额外的隐性成本，在这里我把它定义为精神成本。这主要是犯罪分子，从事这种活动后得到社会的骂名从而降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下面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利用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成本-收益的风险分析。 　　现在假设所有的罪犯都是理性的，如果犯罪分子从事犯罪活动而司法部门采取不理睬态度，犯罪者可以得到收益10个单位 ，但司法部门可能因为纵容犯罪或不作为而给社会带来了负效应，从而使得司法部门损失30个单位的利益；如果此时司法部门采取措施，则罪犯就会被发现，他可能要面对严厉的惩罚其付出的成本为10个单位，而司法部门也因此会付出20个单位的成本。若犯罪分子不犯罪，司法部门也就不必惩罚他了，则司法部门由于成本的节约有20个单位的好处。如果犯罪分子不犯罪，则收益为0，此时司法部门查处收益也为0。犯罪分子在此博弈中有“犯罪”和“不犯罪”两种策略，同样对于司法机构则有“查处”和“不查处”两种策略。以上分析如下图的支付矩阵： 　　 　　下面来分析一下犯罪分子两种不同策略的预期收益：设被司法部门查处的概率为X，则不查处的概率为1－X。当犯罪分子选择犯罪时，他的预期收益E1=－10*